第546章

秋味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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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逃港,勾起了华珺瑶回忆,她应该也算是其中的一员了,相比别人九死一生,她在轻松不过了。

    “鹏城”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鹏城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解放前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江的潮流便已出现。

    建国后出现大规模的逃港,原因是由于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江,特别是在岭南沿线一带。

    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江。

    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江,家里只剩老和小。

    偷渡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只能说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从水路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羊城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江”之类的思想。

    从陆路的偷渡者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江,当地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然而且海上风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最近的一次逃港是1979年的一次,有谣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江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江永久居民,鹏城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江。后人们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江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似乎比运动中还要疯狂,运动结束后,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运动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运动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运动过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羊城,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高层视察后得出了结论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首长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江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江。

    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产生。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明年,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鹏城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