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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意图有时带来坏的结果，何况某个意图起初还是坏的。只有理解了收入水平真实增长的源头，才能避免心怀善意地弄巧成拙。
通过行政干预来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所得，这一充溢着“爱心”的主张在社会中最直接的实践方式便是对工资水平的立法干涉，其中，世界上最常见的要数“最低工资法”。全球除了新加坡、瑞士、挪威等少数国家无最低工资规定以外，大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此制度的标准线在诸多地区均在冉冉上升。
以美国为例，要求政府推行最低$15时薪法令的呼声及游行此起彼伏，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两大州于2016年春季先后宣布了提高本州最低工资标准的法案，这些法案计划将现在每小时$7.25的最低标准在2022年之前升至每小时$15。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Brown）更是手举签署完毕的文件，义正辞严地说道：“虽然最低工资法在经济效率上是说不通的，但它在社会道义上的每一丝一毫都是合理的。”
然而，任何诚实且兼具常识的经济学家，即便在其它方面龃龉不入，都能指出布朗州长此话的问题所在——除非您认为让欠缺技能的初级劳动者面临失业、丢掉收入来源符合您定义的“社会道义”，那您这句话才可谓通顺。
市场中最基本的供求关系已说明，当其它条件不变，一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会使对此商品服务的需求减少（同时供给增加）；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也毫不例外地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不信的话，你去找老板要求薪资翻倍，然后观察一下老板的表情是否会对你的报价作出反应。
实质上，最低工资标准限定了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其结果是，生产力水平低于此标准的员工极可能遭逢被辞退的处境，因为他们给企业创造的价值小于企业依法必须支付的最低薪酬。或许，企业通过精简员工、调整工作职责、削减公司福利等方法压缩成本，未致使每一个原薪酬低于新标准的职工统统被解雇，但这类职工总体所面对的失业压力无可避免；他们中的多数人的薪水收入恐怕要因失业而归零了——讽刺的是，这类人正是最低工资法期望“帮助”的对象，结果反倒伤害了他们，不过不用感到惊奇，因为这条法律起初的意图就是伤害。
索维尔（ThomasSowell）、威廉姆斯（WalterWilliams）等经济学家整理过许多早期最低工资法的材料，展示了当时推行最低工资法赤裸裸的歧视背景。这种针对尚处于底层的异族的排挤，由于近一个世纪前并无今日过为已甚的政治正确，所以这些不良用意被清晰地捕捉留存了下来。
譬如，20世纪初，一位哈佛教授（ArthurHolcombe）如此赞赏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法：“澳洲的最低工资法有效地保护了澳洲白人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很大程度上不必与有色人种在就业市场中发生竞争，特别是与中国人。”；1925年，在尚未全面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经济与工资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尽管没有法律直截排斥原住民的就业，但通过设置最低工资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被设置得非常高的情况下，（普遍技能初级的）原住民将不太可能受到雇佣。”；1925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台的最低工资法意图明确，就是要把日裔移民从伐木业中驱赶出去；1931年美国政界决定遏制有色人种劳工不断压低白人工会竞争力的势头，颁布了首个联邦最低工资法（Davis-BaconAct），规定了联邦公共建设项目的最低工资标准，关键是将黑人拒之门外。
除了歧视外族，企业利用此法为自己争夺优势地位也颇为常见。例如，1938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最低工资法（FairLaborStandardsAct），而推动此法的重要力量来自美国东北地区的纺织厂——这些纺织厂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南部地区的同行，主要因为南方纺织厂的劳动力更便宜，然而直接取缔南方的纺织厂是不可能的，它们随即灵机一动：用最低工资法拖累那帮家伙呀！
迄今，不少商业巨头仍深谙此道，沃尔玛和好市多（Costco）就屡次鼓吹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反正它们给员工的最低薪水本来就高于它们呼吁的标准，所以更高的标准对它们自身毫无影响，但新标准会强迫原来只支付得起较低工资的中小规模商场抬升薪水，即通过法律加重中小商家的人力成本以达到伤害竞争对手的目的，最终这类中小企业可能不得不裁员，乃至关门大吉。
工会亦是推动最低工资法的主力军之一，但至少在美国，工会向来保护的都是自己工会的会员，而伤害无会籍的工人或是被它们称为“工贼”者都是不手软的（众多黑历史，此文不赘述）。工会依靠最低工资标准可消除掉不少外部的竞争，可就在最近，由于加州准备逐步将最低工资标准升至$15时薪，有些工会发现自己的会员也可能要被失业压力所波及了，于是洛杉矶的几个工会已开始向政府申请最低工资法的“豁免权”，换句话说，它们希望自己的会员免受被依法强制涨薪至$15的待遇，就维持低于$15的现状挺好——这一幕既滑稽，又反映出它们对此法的作用心知肚明。
当然，如今很多支持最低工资法的人不再持公然歧视异族的观点，也不是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方打击中小竞争对手，但是，无论意图好坏，对缺少技能和经验的初级工人造成的伤害效果是一致的——最低工资法相当于把就业市场中最底部的几级阶梯抽走了，它给很多缺乏教育和技能的人在初入职场时增添了障碍；最底层的阶梯原本能帮助这些处境不佳者获得培训历练的机会，诸如准时出勤、态度端正、与人协同合作等素质并非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常常需要后天习得，可是，最低工资法剥夺了这一在最底层作积累的机会，他们无法与企业自由签约，连一开始都托足无门，何谈往上爬升呢？
这时大概会有人满怀圣母慈悲地表示：任何工作的人都有权收获足以支撑家庭生活的报酬。且不论这“生活”标准怎么定，事实上很多一开始处于不利地位者皆为年轻人，他们还未组成家庭，这些入门工作本身也非终生供养家庭之职，如若某人工作十年还停留于简单的入门低薪岗位，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此人自身的问题。更何况之前强调过，强制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只会令他们大量失去机会，而不会让他们每个人的收入魔幻般地上涨。
凡是从善意的立场为最低工资标准辩护都站不住脚，这一点明白易晓。虽然上文只谈及最低工资法，但相信聪明的你能够在干预工资收入的法规上举一反三，有更深入的认识。
再浅举一例，社保是许多国家都强制要求个人和企业缴纳的。现假设一个十分简化的场景，你每月名义工资10，000，扣税缴纳齐全后到手7，500，而企业依法还需为你缴纳4，000，此时看似这4，000是国家通过法律为你争得的福利；如果无强制性的要求，企业怎会额外支付4，000的保障呢？——若这么想就天真了，因为站在雇主的角度，只分用工成本，雇你的开支是14，000，从另一方面说，平均下来每月你创造的价值起码大于14，000（否则此雇佣关系对企业来说是亏本的）。接着假设，你做此工作创造的价值是15，000，企业每月雇你的利润则为1，000[注i]，那么，如果政府突然取消了强制缴纳的各项费用，企业是否会照老样子继续支付你10，000的名义工资（保有5，000的利润）？
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会的，因为其它的企业看见可观的利润会乐于抬价挖走你；A公司给你出价12，000，B公司愿付你13，000，C公司给你工资开到14，000……在越自由的市场中，你的工资会越接近于你所生产的边际价值——市场中的劳资双方是平等的，企业、老板、资本家越多，员工的议价能力才越强，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因此，出于善心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的费用，貌似是通过干预为劳动者谋得额外收入保障，其实只是缩减了劳动者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而那些被征缴上去难以支配的收入大可视其为对劳动者的伤害。[注ii]
许多人对干预收入的法规抱有各种幻想，说到底，是因为不理解人们工资收入水平是缘何而上升的，有的人甚至以为上涨仅仅取决于老板们的慷慨程度——这是格外童真的看法。那么，将通货膨胀的噪音过滤掉，人们真实收入水平的总体上涨源自何处？
源自生产力的提升；资本的投入、技术的革新、工具的改进、人员的熟练等等提高了生产水平，让商品更加丰富充盈、更加物美价廉，使得人们手中等值的钱能够拥有更高的购买力——这才是人们变得更为富裕、真实收入水平总体上升的根源。
若干预收入的法规真能使人收入上升摆脱贫穷，那直接建议非洲穷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当地企业多缴各种费用，非洲人民的贫困问题、生活保障问题岂不迎刃而解了？把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升到每月1，000，000，人人岂不都成百万富翁了？——是的，只需稍加归谬，便可轻易看出其中的荒诞之处。
人们变得富裕、收入的提高都不是一纸法令推动的，而是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只要符合自由的伦理，即没有欺诈或强迫，雇主与工人之间的自由签约一定是双赢的，有了起点才有未来改善境遇的无限可能——自由方是繁荣的基石、幸福的源泉。
时常有人将企业支付给工人的钱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诋毁为“剥削”，这种不健康的观念亟需纠正。要知道，有利润，才吸引投资，有了投资，最终才有经济的运转和发展等等等等，这才有的就业啊。
不谈应该与否，各种“缺口”已非新闻，例如，美国的unfundedliabilities是以万亿美元为单位计的；即便没有违约、顺利拿回，恐怕也早已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