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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东都的关键在哪？在皇统。
不论是二十多年前的那场由山东豪门和虏姓权贵所发动的军事政变，还是九年前那场由汉王杨谅所发动的军事政变，其目的都是争夺皇统，都是争夺天下权柄，都是试图以暴力手段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所以危机是表象，表象下是皇统之争，而皇统之争的实质则是谋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坐在大堂上的这帮军政大佬都是站在权力顶端上的人，他们从上而下俯瞰中土的权力世界，看得很透彻，都知道这场危机源自新一轮皇统之争，因此解决这场危机的关键就在皇统，而危机中的对立双方都要争抢皇统的继承权，尤其制造危机的一方，甚至有可能干脆破后而立重建皇统，由此可知拯救危机的难度之大。
杨恭仁说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但这帮大佬们心里都有算，杨恭仁肯定也没办法解决危机的核心问题，没办法“一击致命”，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加固对皇统的“防御”，维持皇统之争的现有格局，只要皇统之争的现有格局不变，这场危机就无法对东都政局和中土局势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此便可给圣主和中枢平息这场危机赢得足够时间。也就是说，杨恭仁知道或者判断圣主和中枢一定不会放弃东征，一定要先赢得东征的胜利，以东征的胜利来赢得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以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来摧毁危机的制造者，平息这场巨大的危机，并把因这场危机而造成的难以估量的损失降到最低。
圣主和中枢在第一次东征失败之后，在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大踏步妥协以赢得他们对第二场东征支持的时候，在第二次东征开始之前，肯定已经预料到第二次东征期间东都政局和国内局势可能会发生不利于他们的变化，而最严重的变化就是以更换皇统为目标的军事政变，为防患于未然，他们必然要做好防范措施，而最重要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一位他们所信任的，且又能被改革和保守两大势力所认可的，关键时刻能起到鼎柱作用甚至能力挽狂澜的大权贵。目前看来，这个大权贵显然就是杨恭仁，他不但具备“定海神针”的非凡实力，还正好可以借助守孝之名义留在东都以防万一，换句话说，就算越王杨侗没有主动邀请他“复出”，危急时刻他也会主动“挺身而出”。
很多之前仅限于在东都高层中估猜和推演的“内幕”，这一刻随着杨恭仁的“复出”和他这番意味深长的言辞，逐渐浮现了出来，虽然真相依旧藏在重重迷雾中，甚至就算危机结束了也不会暴露“身形”，但最起码让东都高层隐隐约约看到了一线与他们的估猜和推演非常想像的“轮廓”，这就足够了，这足以给东都高层们指引前进的方向，让他们不至于在危机中茫然无措甚至迷失了自己。
大家都不说话，都神情严肃地望着杨恭仁，都在等待杨恭仁说出答案，都试图从杨恭仁的决策中探查和推演出未来局势的走向。
“圣主在离开东都之前，诏令由越王留守东都，由代王留守西京，由齐王居外戡乱。”杨恭仁终于说出了答案，“如果没有圣主的诏令，代王不能离开西京，齐王不能返回东都。”
大堂上的军政大佬们面面相觑，虽然脸上都没有任何异常的表情，但彼此都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丰富的内容。
果然，杨恭仁也没有解决当前皇统之争的办法，他只能维持当前皇统之争的格局，而当前皇统之争的格局就是“三雄争霸”，越王在东都，代王在西京，齐王居外。
东都危机一旦爆发，现有皇统之争的格局必然改变。东都的越王岌岌可危了，西京的代王和居外的齐王必然以救援之名急赴东都，然后手足相残，三股强大势力混战于东都，最终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没有胜利者，就算有暂时胜出的，也是伤痕累累不堪一击，连圣主的一个巴掌都抵挡不住，而圣主同样是失败者，因为东都变成了废墟，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名存实亡，圣主的迁都决策和由这个决策所代表的激进改革理念，均遭到了反对力量的毁灭性打击，圣主只有妥协，无底线的妥协，以妥协来换取他仅存的皇权。<cmread type='page-split' num='3' />
在这场危机中，中土的保守势力是唯一的胜利者，即便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胜利最终还是属于他们，他们摧毁了改革，掌控了朝政，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踩着皇族的血泪和改革派的尸体，笑到了最后。
大堂上的军中大佬们有坚定的改革派，有坚定的保守派，还有中立骑墙派，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决策，所以这一刻，当代表了圣主和皇族的杨恭仁决心坚守东都，并拿出了坚守策略后，他们的想法当然“丰富多彩”了。
樊子盖很高兴，他在东都本来就势单力薄，好不容易赢得了越王府的合作，但随即就被杨恭仁的“复出”所打击。宗室对越王的支持力度越大，他在东都的话语权就越少，对东都局势的掌控也就越弱，这让他焦虑不安，就算武贲郎将周仲率军赶到了东都城下，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也无法增加他抗衡越王和宗室的信心，哪料到“峰回路转”，突然间他发现宗室在这场危机中的利益诉求，与改革派力保东都的目标完全一致，他和杨恭仁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对手，他在东都的话语权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这不禁让他喜出望外。
樊子盖情绪很不错，稍加思考后遂开始默契配合杨恭仁，联手向某些居心叵测者展开凌厉“攻势”。
“观公，假如东都局势持续恶化，不但外有叛贼，甚至内有叛乱，东都卫戍军不得不消极防御固守待援，以致于东都岌岌可危，严重危及到了东征的进行，那么东都是否应该向代王或者齐王求援？”
“东都需要求援吗？”杨恭仁面无表情地说道，“东都是京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东都陷入存亡危机，谁敢视若无睹？谁敢见死不救？谁敢置国祚根基于不顾？所以西京的代王会风驰电挚而来，远在齐鲁的齐王亦会日夜兼程打马狂奔而至，但圣主的诏令早已遍传天下，代王留守西京，齐王居外戡乱，没有圣主的诏令，代王不能离开西京，齐王亦不能返回东都。这是圣主的底线，同样是东都的底线，代王不能逾越，齐王亦不能逾越，一旦逾越，后果严重，尤其在东都深陷危机之刻，代王和齐王如果逾越了这道底线，不但缓解不了东都危机，反而会把东都危机彻底引爆。”
杨恭仁的话直白得不能再直白了，直白得让大堂上的军政大佬们瞠目结舌，就连樊子盖都有窒息之感。
杨恭仁这是要“撕破脸”的前兆。不论东都局势恶化到何种地步，代王都不能离开西京，齐王都不能返回东都，换言之，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代王及支持代王的由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所控制的军队都不能离开西京，齐王及支持齐王的军队亦不能返回东都，否则后果自负。
那么谁来支援东都？
杨恭仁不说，但所有人都能猜到答案，圣主和中枢肯定留有“后手”，肯定有军队来东都平叛，比如绝对忠诚于圣主的江都卫戍军，比如屯驻涿郡的幽燕大军，比如镇戍代晋的北疆边军，虽然这三路大军距离东都都比较远，但一个月内都能抵达东都，也就是说，只要东都坚守一个月，则各地平叛大军必定蜂拥而至，必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叛贼，稳定局势。
樊子盖深吸了两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话了，“如果代王一定要驰援东都，齐王一定要戡乱京畿，我们又如何阻止？”
军政大佬们的脸色更难看了。樊子盖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啊，杨恭仁已经说得够直白了，但始终没有揭开东都危机的“盖子”，樊子盖却不管不顾，直接挑明代王、齐王进京就是要争夺皇统，而更严重的是，代王和齐王若想抢到皇统，就必须与兵变者合作，否则在东都大战中就无法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大优势攻陷东都，为接下来抗衡圣主打下坚实基础，所以樊子盖也是迫不得已，只能先做“坏人”，先把这个最敏感的“盖子”揭开，越是藏着掖着，越是坏事。
杨恭仁冷笑，目光从众人脸上缓缓掠过，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重兵镇戍潼关、函谷关，以加强京畿西线防御，重兵镇戍浚仪、荥阳，以加强京畿东线防御。”
“观公这话说迟了。”樊子盖也是冷笑道，“武贲郎将费曜已经率军从浚仪撤回东都，而武贲郎将周仲亦已率军撤进函谷关，卫府对东都局势显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前期决策频频失误，导致东都局势持续恶化，卫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樊子盖率先向军方“发难”，旗帜鲜明地支持杨恭仁夺取军权。
崔赜紧随其后，向军方展开猛烈攻势。
秦王杨浩默契配合，主动表示在军事上唯越王杨侗马首是瞻。
太府卿元文都不能不支持越王杨侗，而他的态度和立场非常关键。
左监门郎将独孤盛仔细权衡利弊后，毅然决断，支持越王杨侗在非常时刻掌控兵权。
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代表军方据理力争，但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最后不得不搬出了右骁卫将军李浑，如果李浑支持越王杨侗暂摄军权，他就不再反对。此刻李浑正在一百多里外的显仁宫与叛军激战，根本无暇分身返回东都，所以郑元寿摆明了要行缓兵计，决意把这事无限期“拖”下去。
杨恭仁抚须而笑，当即从怀中拿出了由李浑所写并盖有印鉴的亲笔书信，内容很简单，支持越王杨侗暂摄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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