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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蒙古，继列宁之后，由于斯大林的强力插手和不断楔入布局，早已不是几十年前刚刚分治出去的那个国土面积多大16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不过百多万的贫穷而愚昧的蒙古了。
随着苏联卫国战争的节节胜利，以及欧洲战局的不断变化，驻蒙古苏联红军原来被抽调到卫国战争、反攻欧洲这两大战场的很多部队，也开始纷纷回撤到亚洲。蒙古本土上唯一不曾抽调一兵一卒的驻阿尔泰苏联红军，尤其是因为驻军的来来去去而已经升任为苏联驻军最高司令官的格里高利，好像终于看见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也是一连数天都在不断地调兵遣将。.
在蒙古的苏联红军几乎被抽调殆尽之时，突击营的势力扩张却似洪水猛兽一般开始四处蔓延。刚开始苏联红军还试图进行一番斗智斗勇般的较量，但不出几个回合下来，格里高利和他的参谋长罗莫罗索夫便发现，如此硬顶下去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吃得连骨头渣都不会剩下。
于是，一向不服输的格里高利终于明智地停下手来，龟缩在除了首都库伦及其周围几个战略要地之间，基本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蒙古其他地域的国土维持和名义上的治权要求。
老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谁的拳头硬谁就拥有最终发言权这一定律，在这一时期的蒙古大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过格里高利也并非是一派溃不成军之势，苏联红军多年的经营。以及几十年来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对苏联的盲从，在蒙古及其普通民众中拥有极高地位的哲布尊丹巴，以及由这些所谓的库伦**集团所炮制而出的所谓第一次《呈文》和《檄文》，以明白无误的“要求争取蒙古的**”为目标。也就是所谓的“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以及“保护我们的黄教”两大**精神，在格里高利参谋团和乔巴山智囊团的运作下，再次将这一封建余孽抬将出来。以对抗突击营如雨后春笋一般在草原、戈壁之上耸起的一座座新城。
而克里姆林宫也因为欧战战局正逢关键时刻，远东很多精锐师尚无法及时回撤，加之本身对突击营神秘实力的忌惮，甚至同样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讳。也很快在孟遥的电文之后抛出了一则公开声明，直接重新打出了早已被他们抛弃的哲布尊丹巴的旗号。
所谓哲布尊丹巴旗号，指的就是1911年7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伦召开的四盟王公秘密会议。
也正是在这个秘密会议上，蒙古正式确定了外**立的路线。
而库伦集团也正是在这个秘密会议上宣告正式结盟，同时派遣了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以请求俄国政府的所谓“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
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同样喜出望外地很快召开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所谓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并厚颜无耻地向世界宣布：
“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时任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旋即被库伦集团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太上皇的三多，屁滚尿流地逃到了恰克图。
至此，库伦**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
而所谓的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库伦**军5000余人，由海山和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00余人。科布多守军与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从此，外**立政权算是正式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十月革命的浪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亲苏的“蒙古人民党”。而“蒙古人民党”的军队，随后又在红色苏联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蒙古全境挺进，展开了所谓国土收复战。但是，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于是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不仅打败了白俄的恩琴匪帮，而且也同样驱逐了作为自己国土守卫者的北洋军。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不彻底地击溃了逃窜至蒙古的白俄恩琴匪帮之后，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却很快就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达成了妥协，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
呵呵，格里高利是老毛子也就算了，反正他怎么做都是老毛子，而库伦的乔巴山这些蒙古的革命者，却把腐朽的曾被他们视为革命对象的人物和旗号重新搬出来。不是昏头了就是病急乱投医没辙了，这不是给世界制造笑料吗？
***，别忘了蒙古虽然在红色苏联的强力支持下实现了所谓的**，先是君主立宪。后来干脆成为共和国。虽然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有着强烈的红色苏联味道，但其本身同样也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再是以宗教作为**的号召，而是要建立“蒙古人自己的国家”。只是不管如何，在反革命的库伦集团之后的蒙古，在1917年还是被中国的北洋政府派兵强行结束了自治这个事实，却是谁也难以回避得了的。
而且还有一条最值得突击营利用的史实是，民国虽然羸弱。但却占据着历史关键时刻的地利与人和——
中华民国成立后，其政权虽然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但在袁世凯之后的段祺瑞等历届政府，却罕见地以顽强的民族主义者色彩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虽然说弱国无外交。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
这一点，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能让人欣慰一笑的亮点。因为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可能怎么也没想到在他身后的的嫡系北洋军阀们，竟然会有着血性闪现的一瞬间。在外蒙古即将分离的一刹那尚能冲冠一怒。
于是，也就有了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使得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苏联红军却从那一时期开始。就一直留在了外蒙古。
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
而内乱中的中国，当然既无力也无条件与红色苏联相抗衡，自然也就只能是一次次地丧失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不过，现在看来这些曾经丧失的机会，反倒成了今天突击营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以资利用的史实。
所谓枪打出头鸟，谁让北极熊反而成了现在叫嚣最凶的第一个反对者呢？
买糕的，连正宗可以喊话和表态的老蒋都还未做任何实质性的外交动作，你一个不相干的北极熊跳这么高，就凭你这些年一直都有驻军吗？
在接到来自莫斯科的第一封公开抗议电文之后，孟遥反倒心里一块大石彻底落地了。
老实说，假若克林姆林宫也像老蒋那样来一个闷头葫芦，也许他还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是好了。其实说心里话，无论是重庆，还是克林姆林宫，在世界范围内也就是这两个集团可以就蒙古问题说三道四。哦当然了，这其中肯定是一个是合法一个是非法的。
而莫斯科方面叫得越凶，也就越说明了他们的空虚和慌张。
这，就让孟遥有了可以出手的切入点。
***，抬出了都快成了历史垃圾的库伦集团，斯大林身边的高人，全都销声匿迹了吗，这岂不是自己给自己上眼药吗？嗯，话说那场令人闻之色变的大清洗运动，貌似还在酝酿之中吧。
“通知岳军，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民族复兴报》蒙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开辟一个以沙皇为背景的大讨论专栏，重金邀请一些文人墨客和世界知名学者，从纯学术方面专门讲一讲红色苏联社会改革中对东方阵营的领土论述。待条件成熟后，立刻放开所有言论，同时组织突击营所有高等院校研究生以上的大学生，展开广泛的后续大讨论、大争鸣和大游行。”
啊，大游行呀，这会不会搞成了难以掌控的群众性的大运动啊。
话说随着建国蒙古这一历史时刻的正式来临，分居多时的孟遥、陆涛和高志远三大突击营巨头，此刻终于又重新“破镜重圆”多日了。
作为后世而来者，对大游行这三个字有着天然的过度敏感性。
孟遥一下子就笑了：“运动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嘛，不要一听到它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没有运动，世界人民又如何晓得我们伟大的导师列宁同志，曾经对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国深情地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陆涛也一下笑了：“孟遥，你这点有些太恶毒了吧，是不是想彻底搞臭某个人，说他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甚至还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贵为革命导师曾经说过的话。而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而苏联军队，从此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
高志远也笑了起来：“陆涛，你也不是好人，说什么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可是1992年之后，苏联这个名词，却从此成了一个历史，呵呵。”
三人幸灾乐祸的笑声，不知不觉感染了很多在场的人。
“还有很重要的第二点，告诉岳军，与此同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北洋大将徐树铮将军，要让我们的文人墨客和艺术工作者，不吝溢美之词，有血有肉地将我们的这一位独特的民族英雄，成功地塑造在我们的字里行间直至人们的心中。”
孟遥说的徐树铮，其实早在十多年前突击营的“路线之争”上，当时的他对这位曾经兵发蒙古的北洋大将就已经赞誉有加。
从去年开始，未雨绸缪，突击营在蒙古开建的每一座新城，在规划中的第一条都被强制性地将“徐树铮城市雕像”写入了每一座新城的城市蓝图中。有了这些雕塑，新闻媒体自然也就有了发挥想象的实体，文人墨客也就有了抒发情怀的载体，莘莘学子自然也就少不了这一堂可贵的爱国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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