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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大冢三郎带着几个小鬼子，抑郁地在各家医院穿梭。
兴隆接二连三发生袭击“皇军”事件，而且是特别“残暴”的那种。
导致“大日本皇军”损失惨重，死伤已超过一千八百余人。
还有第八师团二百多名特等射手，由于寺山少佐临死前发出的自由出击命令。
被“抗匪”拖在深山，至今联络不上情况不明。
关东军司令部震怒，首先挨训斥的就是他这个宣抚官。
他觉得理由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毕竟自己只是司令部派出的低阶情报官。
别说阻止不了寺山少佐赴援，就是劝阻原田中尉停止自由出击，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不管如何委屈，比起难以压抑的愤懑来说，还只是小小的一点心事！
全力协助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联手淡化这些“事件”。
才是他这个小小的大尉宣抚官，急迫进行着，且必须完成的重任。
有没有搞错啊，淡化“事件”？
一贯得寸进尺的小鬼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啦？
要知道去年，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农民孙永勤率众抗日，打击了日伪。
鬼子还出动长城各口及天津驻军，联合国民政府河北省特警总队的六个中队、加遵化保安队、再加民团。
于5月中旬，双方共计出动一万余兵力。
动用飞机大炮，将孙部围困于遵化茅山，彻底“剿灭”。
由于国民政府“配合剿灭抗匪有功”，日方还特地于7月份就“恩赏”了个《何梅协定》。
严令撤销察哈尔、河北、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撤走一大批国民政府军。
还包办、撤换了这些地区一批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确确实实做到“日中友好”，不分你我。
不辞劳苦地替国民政府负担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
要知道，小鬼子为推行侵占中国的目的。
从1935年起，就全面加强了对华北的侵略步骤。
当年1月22日，鬼子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鼓吹“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
2月，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表示赞同和响应，并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
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将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公告。
但小鬼子却不断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方式，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其第一个步骤就是削弱国民政府对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的控制。
5月29日，鬼子借口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
加上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事件。
向国民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威胁。
国民政府继续妥协退让。
于6月10日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论行为。
对于鬼子“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的“觉书”及附带事项。
何应钦复函承诺：“接受日方全部条件”。
其内容包括：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所有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排日抗日团体和活动等。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在此前后，鬼子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察哈尔张北地区中队拘留日本特务一事。
指令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国民政府进行要挟。
并调动军队屯驻察省边界，派飞机到北平上空示威。
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奉命与土肥原贤二进行谈判。
于6月27日以双方换文形式达成所谓的《秦土协定》：
中国方面担保日本人今后在察省自由往来无阻；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自该地区撤退；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等。
如此这般，使得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门户大开！
基于这样的“丰硕成果”，小鬼子继而采取第二步骤——策动华北五省（冀、察、绥、晋、鲁）“自治”运动。
以“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
10月，鬼子内阁会议通过了广田外相的“对华三政策”和“鼓励华北自治案”。
10月23日，鬼子煽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汉奸地主武装占领香河县城，组织临时维持会。
11月25日，小鬼子唆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
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央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呢？
既不乐见华北自治，又摄于鬼子的武力威胁。
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以迎合鬼子的种种要求。
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撤销北平军分会，其职责由军委会直接处理。
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授权二人商议处理华北危机办法。
12月11日，又明令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
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容纳小鬼子推荐的著名汉奸王克敏、王辑唐、齐燮元等为委员。
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
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半“自治”政权。
为了堵国人之口，讨好日本人。
后世浆果粉们的“千古蒋公”，介石先生。
于1935年6月10日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论行为。
规定军警可以对任何排日反日言论，进行最为有效的武力弹压，保证“中日友好”。
又于今年（1936年）在对外关系报告中表示：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
“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可以说，鬼子简直是想要啥，就来啥嘛！
只是，风云莫测啊！
7月间（1936年），蒋中正先生居然在“部分不识好歹的支那人”压力下表示。
绝不与“大日本帝国”，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
而8月间，刚刚恢复接触的“日中外交谈判”。
日方“好心”连续提出，杜绝排日反日言行、华北经济提携、减低关税、共同防共要求。
“支那”代表居然“出尔反尔”不顾“邦交敦睦”地提出，废除签日中订不久一些协定。
并希望日方取消冀东伪政权，解散察东、绥北伪军，停止走私。
日本方面正纳了闷了，一贯“热情服务”的支那国民政府，哪来这般胆子啰里啰嗦。
这下通过“兴隆系列事件”，可都清楚啦！
这简直是令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却不得不忍！
可以说，鬼子高层，及具体执行的相关人员，由是愤懑至极喽！
管窥一斑，大冢三郎仅是一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