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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筑先亲自率领着齐子修的第三营，再加上政工队、传令队共八百多人，在党邑西北的界牌，依靠着运河，等待着敌人。日军占据了运河西边的林庄村，向运河东边展开进攻。日军是兵精火力足，范筑先是人多士气旺，双方叮叮当当，打得好不热闹，总算打了个平手。
双方打到了下午三点，这时有一个日本鬼子骑着马到附后近大杨庄村去捉鸡，他哪里知道，这里到处是中国人的侦探，到处是民团，早就被民团看到，迅速告诉了范筑先。范筑先立刻命令政工队七八个人，去抓住这个鬼子。也算这个鬼子机灵、命大，一看许多人拿着枪跑来，吓得立刻仓皇逃命，战马也不要了，但还是被我们政工队缴获。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日军一看，再打下去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况且到处是民团，天一黑，更是中国军人的天下，所以赶紧逃回临清去了。
临清日寇经过两次失败，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他们收买堂邑北边吴家海子刘桂堂匪部团长吴连杰，委任其为皇协军第一旅，补给武器弹药，使其牵制第六区的抗日部队。
范筑先在积极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加紧管理各县的工作，填补国民党县政府逃亡后的空白。11月底，管大同和20名上尉政治服务员奉命派去寿张县。
寿张县在现今阳谷县的南部，1964年被国务院撤消，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入山东省阳谷县和河南省的范县。管大同20人到达了寿张县后，当时国民党县长齐思元还在任上，听说是范专员派来的服务员，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应付着把这些服务员安排到城内东北角县立第一小学内。
当时这一带经常闹水灾，这时候的第一小学经过水灾后已经墙倒屋塌，仅有一座二层的砖楼和两间小茅屋。此时正值严冬，砖楼残破，窗上玻璃全无，东北风一刮，屋里就如冰窖一般，特别是睡觉时，被子又潮又凉，就如冷铁片一般。
环境的恶劣，并没有阻挡住抗日的热情，很快的，原来冷清的街头出现了石灰水涂写的抗日标语，红绿纸的传单和抗日油印小报《老乡》也印出来了，再加上服务员的救亡歌声，使这座古城的抗日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寿张的老百姓用惊愕的眼睛来打量着这批身系武装带，但都是徒手而来的青年军人。
对于这些刚刚离开校门的青年学生来说，如何深入群众，如何组织与掌握武装，确实是新的一课。但是管大同他们分析、研究到，如果能得到基层政权的配合或由自己掌握基层政权，那对开展工作可就方便多了。但是寿张县的情况，又是十分的复杂：
当时寿张城里，虽然旧政权还在，但由于日本侵略已迫在眉睫，各乡已骚动起来了。一些人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绿林，打家劫舍，到处绑票。你不叫我活，我也不能等死，惶惶不安的地主绅士就组织起了民团武装，与土匪对打。两方面一打，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夹在两种势力中间倍受煎熬。
面对着这两种利害相反的武装团体，服务员的任务就是如何把他们都引向联合对敌，共同抗日的轨道，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任务不能明讲，只能暗暗地做工作。
管大同把人员分成了两拨，一拨是明着到民团中去做工作，一拨是暗着到绿林中做工作，在绿林中做工作的要绝对保密，以免被人说是官匪一气。可是实际上，凭着服务员的这些力量，无论对民团还是对绿林做工作，都是很困难的，那就是行话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绿林的目标是，攻城劫寨，搜刮民财大吃二喝，服务员去了，绿林们讲他们的一套大道理，根本就看不起这些年轻的服务员们。民团的目标是，保护村寨，尽最大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一看服务员去的，有的还客客气气，表面敷衍，有的干脆就把服务员们撂到一边，不管也不问，给以冷遇。一旦这些民团做大之后，更是不愿意让服务员们接近他们的团丁，想方设法撵出这些服务员。
尽管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是年轻的服务员们在不断地总结着经验，越来越感觉到，掌握县政权的重要性，特别是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1月4日，县里到处风传日军已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十里堡，县里顿时和炸了营一样，有钱的士绅和官员们纷纷外逃，服务员们也撤退到城东北二里的一家贫苦农民家里。等事情稍微平息下来之后，管大同和服务员到县里一看，县长齐思元携带眷属借口到南岸视察，再也不敢回来了。
这样，寿张县长就出了缺。
服务员们商量后，就决定由管大同和姜维扬去见范专员，请示寿张县的工作。范专员略加考虑后，慨然以他的名义，任命管大同继作寿张县县长，原来的寿张政训处干事工作由聊城政训处派别人担任。
原来的管干事一下子变成了管县长，寿张县里的上层人物对服务员这些年轻人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变，就连县政训处的地位也明显提高了。当管大同这时候来走马上任的时候，寿张县的绅士们都出城列队迎接，接着又都纷纷来县政府“晋见”和祝贺。
管大同到任的当晚，即和大家商讨组织县政府领导班子及施政工作。大家决定建立一个抗日廉洁的县政府。初步规划如下：1、施进财产累进税；2、救济灾民；3、废除苛捐杂税；4、推行抗日教育；5、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6、加强对县内武装的纪律整顿；7、组织群众性抗日团体。推荐孙思白立即草拟报告，宣布施政纲领。
接着大家又商议参加县政府的成员，除第一科（民政）科长已经礼聘了一名旧人员以外，其余都从政训处同志中推行，推任孙思白为县政府秘书，岳树梅为县政府第二科（财政）科长，其余科员都由服务员们担任。
管大同一上任，就给这座旧衙门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上下级之间都是商量着办事。县政府首先提出减薪，那些老职员感到有些惊慌，但是看到县长和科长的薪资削减一半，幅度比他们大得多时，他们又安心了。
这时候的县政训处服务员可以拿着新县政府开的介绍信，大大方方地分别到城关和四乡的民团中去担任政治指导员。民团的头头们这时候明白了县政府和政训处的关系，都表示“热烈欢迎”，至少表面上工作做得好多了。
各项工作一开展，原有的政治服务员就不够用了。县政府就拨款开办“寿张县政治人员训练班”，管大同兼校长，林以身任班主任，许法任教务主任，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中日战争之前途、帝国主义论等。地方党的赵凤生同志，发动了当地不少进步青年进训练班学习，为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不少后备人才。
寿张县政府的大门敞开了，如果老百姓来提意见、告状，那是有求必应。但是几千年来，“县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思想贯穿人心，真正的穷人来告状是很少的，倒是前来求见县长的是一些有钱人。
由于寿张县地跨黄河，所以分为了河北派与河南派。社会上有四大冲突，即信仰冲突、爱情冲突、性格冲突、利益冲突，河北派与河南派有什么冲突呢，那就是利益冲突。彼此为了派粮、派工、官员安排、枪支摊派、县里的好事多少，常常争吵不休，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争夺最大的利益。
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姜次敏、姜益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庆锡（城关保安团团长），河南派的有蔡如清、雷殿霆、民团团长王老七。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都企图左右县政权，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逮住你是死缠烂打。
这不，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管县长啊，这一阵子，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
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只得说：“剿匪好啊，不过匪在哪里，有多少人，得需要多少人前去，花费大约多少。”
刘庆锡乱说一通，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请管县长过目。”
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又是枪炮子弹、又是军用服装、又是粮食铺草，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
管大同皱着眉头说：“县政府确实穷啊，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据我所知，这些天来，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
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
正在这时候，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马上插嘴说：“管县长啊，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
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我说王团长啊，你捣什么乱。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关你什么屁事，你还是自扫门前雪，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
王老七当然不服气，说道：“这话怎么讲，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我一千块就能办成，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碍着你哪根筋疼了，我不和你废话啊！”
刘庆锡大骂道：“你不和我废话，我还不和你废话呢！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成鸡蛋糕来。”
于是，两个人大吵一通。当然，剿匪的经费，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
这两个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当然都窝了一肚子的气，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绅士们诉苦去了。
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他们挺热心，可是对他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可就横加推诿了。
当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六专区的部队，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县境内过往，他们需要房舍、铺草、粮秣、茶水等物，按照惯例，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然后造册报销。然而，这些乡绅们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部队、公务人员来过往了，什么也不给预备。
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他们就发牢骚说：“不好办呀，区公所穷呀！哪里有钱有粮啊。”“要不，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我们再办理。”“县里不给钱，什么事也不好办。”
这些没被伺候好的“大爷”们，鼻子底下可有个嘴，就到处乱说，“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故意刁难。”“管大同不行，这个县长他当不了。”
对此，管县长气得了不的，跺着脚骂道：“这些区公所、乡绅们太混蛋，非毙他几个不行。”可是生气归生气，真要是撤了他们，时机还不成熟，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背靠国民党，既有武装又有钱，实力太雄厚。
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可这下子似乎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对这些事千方百计地抵制，就是不办。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时，他们却说：“管县长啊，清水养不住鱼，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把这些都取消了，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管县长啊，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再管的话，我们的区公所里就没人干了。”
县政府感觉到，虽然掌握了县印，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就无法压制他们嚣张的气焰，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
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一支是县警察队，有百十来人，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有两百几十人。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听县政府指挥，其实不然。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他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的县政府放在眼里。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则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处处听从绅士们的意见，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
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这两股力量根本就不是县政府所能掌握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于是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队员公开招募，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人员是很快募齐了。
但是枪支呢？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先是说：“那是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又说：“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任凭县长随时调遣，何必要那些枪呢？”
同他们谈判，他们软磨硬顶，拖延搪塞，就是不交枪。
直到二月底，经寿张县政府的请求，聊城政训处派来了一支武装来到了寿张县。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是共产党掌握的10支队。这一招真灵，廖队一开到，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枪给送来了。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当寿张的政治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莘县、朝城、观城三县也在进行着同样一场争夺抗日政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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