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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就是秋菊进城的见闻和遭遇，也体现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距以及〖中〗国的农民迫切的要改变现状追求美好的一种心态。
每个电影的主人公，都是导演本人内心的折射。”关于这一点我们能找到很多的例子，希区柯克素来喜爱用加里格兰特，詹姆斯.斯图尔特，保罗.纽曼，劳伦斯.奥利弗和格里高利.派克作为男主角，有人说希区柯克只是喜欢用大牌明星，配上金诺瓦克，英格丽褒曼和凯lì，好赚票房。但是希区柯克从没有用过鲍嘉，没有用过加里库柏，没有用过大名鼎鼎的克拉克盖博，而他用过的这些男明星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绅士”克拉克盖博邪气太重，而鲍嘉过于阴郁，但是希区柯克的男人们却个个都是西装笔挺的绅士精英，而这就是希区柯克本人内心折射，他虽然是个丑陋的老胖子，但是他永远内心住着一个英俊的美国绅士。
反过来说《秋菊打官司》吧，巩俐一直是张艺谋喜爱的女主角，甚至在不同巩俐合作的那几年里，张艺谋总会挖掘新的女演员作为主演，比如章子怡，比如董洁，比如倪妮，大家都觉得这些女孩子都神似巩俐，于是联系到张艺谋和巩俐说不清的关系，遂喜欢归结成张艺谋的“巩俐情节”。但是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张艺谋电影的一个共性，就是张艺谋的电影始终会以一个女性的角度说故事，巩俐演的所有张艺谋的电影均是如此《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菊豆》，甚至本应第一视角理所应当是周杰伦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以皇后巩俐的眼睛去看的（影片的第一个主观视角就来自于巩俐的皇后，最后一个也是。）没有巩俐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就以章子怡的视角看事情，《一个都不能少》是魏敏芝视角，《三枪拍案惊奇》抛弃了小沈阳，最后变成了闫妮的视角。《金陵十三钗》huā重金邀请了贝尔主演，但是旁白者和窥视者却是那个小女孩。秋菊打官司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张艺谋舍弃了他喜爱的重色调，实际上关于张艺谋喜爱夸张的重色调这一说从来都不准确，他用重色调。实际上是想渲染时代下女人被社会的伦理〖道〗德所淹没的那种恐惧感，所以大红大绿的重色调在张艺谋电影里一直都是一个：“不祥之兆”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菊huā台，或者《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大红灯笼，张艺谋电影的重点实际上始终在描写女性在时代里的压抑，只要这种压抑性能够表现出来，他随时可以抛弃这种夸张的色彩。比如《秋菊打官司》或者《山楂树之恋》，或者《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很明显的是一个被时代所压迫，所压制的女人，她的抗争和无力才是张艺谋最想表现的东西，所以，张艺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视角导演。他的内心住着一个巩俐，住着一个和命运抗争的女人。最后说一下，张艺谋96年有一部电影叫《有话好好说》大家都说那不像是张艺谋的电影。很多人说那太喜剧了，实际上则是张艺谋抛弃了女性视角造成了，结果那电影怎么看都像是主演姜文的姜文式电影，那才是姜文的内心。
秋菊因为丈夫被村长踢了下身要害，而千里迢迢的去追寻一个说法。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做起来去很艰难。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围绕农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着重刻画了她不断的奔波的过程，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简单直接的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影片拍摄手法朴实，并有一些偷拍的实际生活场景。给予影片无比强烈的〖真〗实感，并且把秋菊坚强、朴实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赞颂了农村女性的自尊、自强、自信以及法制观念的觉醒。
张艺谋的电影都有他独特的见解，这次用乡村的题材来讲述一个要强的女人，或者说是认死理的女人。为什么秋菊要一步步的到村里、乡里、县里、市里讨一个说法呢？我们也可以跟随着影片的脚步看到她迷茫的眼神、失落的眼神、期望的眼神、好奇的眼神、倔强的眼神、幸福的眼神。一个农村的妇女为什么要这么的辛苦呢？她为了什么呢？心中的一口气，追求着时尚的前进步伐，相信着法律的公平。一个觉醒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她告诉所有农村的人官司就是这样打，不要害怕！不得不说人靠衣装，一身红衣绿头巾，一口乡村土话大美人巩俐摇身一变，乡土味十足。正是这身乡土特质，展开了整个故事——打官司。
从一开始，秋菊出发点就只是“讨个说法“。第一回合，真正起作用的是李警官和村长的碍于彼此的情面。但作为一村的权威人物，村长怎能轻易能拉下脸来，所以第一次”打官司“未能让秋菊真正服气。于是秋菊二进县，一纸状告县太爷。这个情景其实像极了古装电视剧里面的场景。这次秋菊还算左右逢源，遇上热心的房东，正直的官员，但是第二次的结果依旧未能如愿。回到家里，左邻右里开始对他们家窃窃私语，丈夫也开始有所动摇。但秋菊不知道哪来一股愣直的劲，三次入城，一定要讨个理。 你说一个怀胎八月的乡下妇女千里迢迢进城去，是多么费事又费钱，但这都不打紧，我们的秋菊真正在乎的其实是一个”理“。
理是啥？我的理解是维持乡土社会人际关系正常运作的潜在规则，由〖道〗德出发一定程度上裁决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打人无理，赔罪则理所应当，不认错则于理不通。当秋菊和村长之间的规则无法自觉维系时，打官司就是借助外界强力来达到疏通。
经历两次失败的”官司“之后，秋菊终于误打误撞打开了法院的大门。有一个片段很有意思。要开庭了，秋菊迟迟没有出现她问他的律师为什么曾经帮助过她的大好人区长成了被告，这并不是她想要的。此时的秋菊，开始进入了〖道〗德和法律判断体系的混乱中了。律师说服她。那只是一个程序，被告也有好人。一语正也道出了〖道〗德审判非好即坏与法律审判的不同之处（律师有时还会为”坏人“说话呢）。
经过一个冬天的折腾， 孩子总算是生下来了，还是村长不计前嫌拣回的一条命。摆满月酒。秋菊无论如何都要请村长到场。这里或多或少让我感受到了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些温情，这是它极好也让我深深感怀的一面啊。这时，突然来人告知秋菊，官司已打赢，村长已被抓去拘留。秋菊即刻追将出去，望着去路，眼神中却流露出迷茫。影片在这里戛然而止。停留在一种状态之中。
电影中，秋菊的扮相，最亮眼的就是她那头戴绿围巾，身穿红棉袄的样子，看她挺着身子夹着寒风拉着妹子去县城就为她丈夫被打的事，来回折腾“俺就是想要个说法”那么坚持的想讨个公道。我却觉得真是好笑。又有些可怜她。
巩俐的片子，都知道，只是没有看过几部。对于这样的大腕只是熟悉已经套上光环这样明亮的她。对于她的演技，可有可无的没有太多关心。
通过这部电影，深刻被影后巩俐的演技打动。她的扮相，动作，言语，让你觉得她就是陕西那边的妇女，包括走路的姿态。
喜欢张艺谋拍的以前的一些电影，〖真〗实，质朴，深刻。反应当代社会。揭露社会黑暗面。
他们说的不是台词，而是生活；这便是一部好电影。生活总是很奇怪的事情，在这部影片里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偏执，如果是我尚小的时候看了这个影片，我会说好，说真的好。可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曾固执过，也曾放弃过，突然觉得“得饶人处且饶人”说的是真理。
当然，老张这部影片主要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想表达的只是老百姓要有争取自己权利的信念。也许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存在的一个毛病。为什么这么说呢？仔细想来当你把自己当作弱者的时候才可能更需要一些他人对你心灵上的慰藉，如果我们根本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大费周章，兴师动众的讨个说法呢？
不论怎么说，这还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有我喜欢的人，有我喜欢的执着，有我喜欢的淳朴和愚昧……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会知道羞耻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传统的〖道〗德观和现代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中〗国有着自己的治理方式，那就是礼法并用，而在〖中〗国的农村可能没有系统的法律意识，但是觉得有着残存的传统〖道〗德观念。面对着现代的法律制度（只是法律制度，很少考量〖道〗德因素），有着一些困惑和尴尬。
秋菊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是，我就是想讨个说法，怎么村长被抓走了？
这涉及到〖道〗德和法律评价标准的区别的问题，〖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与恶，而法律的评价却是合法和非法。在〖道〗德上，是对人的整体考虑，村长是个好人，急公好义，就是做法简单粗暴了，不该踢了秋菊男人那里一脚，村长总体上是个好人。可是在法律是，没有了对人的考量，法律面前只有人的行为，谁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法律视角看来就是，某甲踢了某乙关键部位，构成了轻伤害，行为是非法的，应当受到惩治。
可以看出，法律的考量也的有他的局限性的，当现代的法律制度和传统的〖道〗德理念相违背的时候。不但普法变得艰难，守法（法律的守法也包括积极的实现自己的权利）也变得有些艰难。
旧的传统正在瓦解，新的法律制度还没有普遍的接受，这是这个时期的尴尬。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会知道羞耻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对秋菊而言。最好的结果恐怕是法院经过调解，老村长要道歉并赔钱，秋菊当场表示不用赔钱了，只要个说法就好了，回到村里面，拿着鸡蛋酒肉，到村长家道歉认错。毕竟以后还要在村里面混的。秋菊打官司》，一部老片子了，只看片名就让人感觉有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直很喜欢这样的片子，因为影片里的人物总是简单得如此让人感动，在你深深地投入剧情的同时，你会感觉到自己和他们一样，在浮华世事中没有改变什么，没有丢失什么。依旧干净而又透明。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先是秋菊的执拗而顽强而感动。一个女人，寒冬腊月里挺着大肚子数次往返于乡县市与交通闭塞的小山村之间。不为别的，就只为讨个说法。她顶住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抗过了家里人的不理解，搭上钱，搭上人，啃冷硬的烧饼，挤最便宜的土炕……所有的一切，都只为让踢伤她丈夫的倔强的村长认个错，给个说法。
如此执拗而又顽强的一个女子，现如今已经不多见了。然而。她又是蒙昧的，对于村长”她并不想赶尽杀绝，却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最终将村长送上了鸣笛的警车呼啸而去。我不知道秋菊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但我知道，直到村长被警车带走的那一刻，她也没有讨到她想要的说法。她知道村长是好人，她的本意也并非如此，然而，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都在糊里糊涂中发生了。
除了秋菊，影片中的村长便是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物。他有着那个时代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的偏见，他脾气暴躁，他倔强而又偏执……然而，纵然再多的缺点也掩盖不了他淳朴而又善良的本性。
面对秋菊的一次一次的上访，他以及家里的人却仍然向没事儿发生似的向往常一样对待秋菊和秋菊的丈夫。得知秋菊产后大出血之后，他一把年纪了更是半夜三更冒着风雪颠簸在求救的山路上，他的心里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恩怨。秋菊脱离危险后，他没有顺水推舟地提出任何要求，反而对秋菊的丈夫说：“等秋菊好了，她要告就让她去告吧！别拦着她！”想起现在社会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因举报而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突然感觉寒气逼人。那些贪赃枉法的所谓人民的父母官，在淳朴而又善良的村长面前，实在应该低下头反思一下了吧！
影片看到最后，我仍然分不出谁对谁错。我同情秋菊，佩服她的顽强与执著；我敬仰村长，欣赏他的淳朴和善良。我不知道秋菊一个说法的代价到底大不大，我也不知道低下头认个错究竟有多难。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世间少有的好人。
与《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相比，《秋菊打官司》是一部一望即知的“另类之作”。高度纪实的风格，波澜不惊的叙事，特别是女主角秋菊邋遢土气的造型，无论对巩俐还是对张艺谋来说都是一次突破。但无论如何，张艺谋毕竟还是把视点放在了他最熟悉，也最善于驾驭的“女性”身上。在《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当中“女性”不仅指涉村妇秋菊这一个体，也承担着重要的表意功能，携带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要澄清的是，秋菊代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女性”或“〖中〗国女性”——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因此她所关联的也不是“妇女解放”或“女性启蒙”这一层面上的性别问题。从电影中我们了解到，她上过中学，掌握着家中的财权，敢于抛头露面……事实上是整个家庭的领导。至少在影片所表现的年代，这样的农村妇女绝对是少数。其次，为了衬托秋菊这个“非凡”的女性，片中的男性角色多多少少都被压抑了。秋菊的丈夫万庆来生性老实，本来就处于弱势。又被村长踢伤了下身不能行动，所以实际上暂时处于某种被阉割的状态。村长王善堂虽然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因为生不出儿子，男性的主体地位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包括秋菊的公公、李公安、严局长和张律师等男性角色。面对秋菊的质疑和要求，他们只能唯唯诺诺，从来不能以“你是女性”为由来阻碍她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秋菊打官司》的纪实风格只是张艺谋在电影形式上的一种尝试。这仍然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一个别有深意的寓言。崔卫平教授借用“脱序人”这一身份来定位秋菊——她的强烈个性显然不能为传统闭塞的乡村女性世界所容纳，而当她完全置身于男人的世界中，为自己寻求一份公平时。她也处处不按常理出牌，几乎完全置身于成规与秩序之外。 这一定位显然比仅仅通过性别命名要准确许多，也有效地避免了关于“女权主义”的某种误解。
性别没有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进入张艺谋的视野，甚至是被有意地过滤掉了。对于影片这一刻意的处理，观众之所以还能接受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秋菊是一个孕妇。这本来是张艺谋为帮巩俐入戏而增加的一个细节，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却成了叙事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 因为秋菊有孕在身，官员们对她的尊重和优待才变得顺理成章——尽管那些优待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了普通官员对百姓的关心。同时。女性特有的怀孕、生育属性及其背后所联结的复杂文化心理，也构成了影片表意策略的关键。回想起来，这重重纠纷的起点。就是万庆来“抱一窝母鸡”的咒骂中对村长生育力的否定。当庆来在权力的对抗中处于弱势时，他立刻攻击村长的生育能力——在这场无形的比拼中他显然是胜者，因为他有怀孕的妻子秋菊，而生了四个女儿的村长已经被“计划生育”了。村长的恼羞成怒和拒不认错恰好说明了庆来这一恶毒攻击是多么有效。可以想象，如果庆来骂的是别的话，村长很可能根本不会动手。而村长踢向庆来的下身，也明显地是针对这句咒骂的报复——他下意识地要消灭庆来的生育力——这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原因：“你是村长。打两下没啥，你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可见她捍卫不是庆来的尊严，而是生育力的尊严。
与权力相比“生育力”在乡土〖中〗国绝对是更为根本的价值判断准则。“不是村长”与“没有儿子”相比。显然后者是更加严重的缺陷。在“无条件地捍卫生育力”这一大前提下，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就需要重新考量了。秋菊身为孕妇，无疑占据了绝对的心理高地。她之所以能不畏强权，不依不饶地把官司打下去。身后是这种无形的力量在撑腰。她挺着大肚子往那一站，就不怒自威；她咬住“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这一原则，指出至高无上的生育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别人就无力反驳。一个孤零零的女性或许还是弱势，但一个搭载了“生育”这一属性的孕妇，就几乎可以凌驾于两性之上了。这样一来，村长的倔强也就可以得到同情：一个丧失了生育力的男人对一个孕妇，谁是弱者显而易见。向秋菊认错，就等于在这场已经失败的比拼中低头，接受庆来对自己生育力的蔑视——而这是一个男人所不能接受的。即便到了最后，村长把难产的秋菊送到医院，还要说明他不是向秋菊低头“她要告让她告去”。但当秋菊抱着儿子来到他家，请他喝酒，他看见男婴时那由衷喜悦的表情，以及欲盖弥彰地把生女儿的事完全怪到老婆身上的行为，无一处不流露出一个输家的心态。
至此，秋菊对村长的毫不同情，已经胜利却还要“踏上一只脚”的行为完全丧失了其崇高性，反倒是村长最后决定参加满月酒席的和解举动显得十分大度。但这不是一部〖道〗德评判的影片，纪实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帮助作者隐匿了他的态度，只是在结尾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实”推到我们眼前。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秋菊所固执的并非‘感天动地’之‘窦娥冤”秋菊历尽艰难所求得的当然亦非天理昭昭、天网恢恢的‘大团圆’；于是，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权利与情理的游戏，终因此秩序外的因素的介入。而成了一桩离情悖理之事。秋菊的固执不是成就了、而是撕裂了那幅其乐融融的乡间满月酒宴图。”
虽然褪去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舍弃了回肠荡气的高歌，但《秋菊打官司》与第五代的诸多代表作品一样，都在回答〖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命题。 它用素朴庸常的生活图景呈现了真切的。活着的乡土与城市，又以突如其来的一脸困惑，暗示了关于“启蒙”与“现代化”的反思。《秋菊打官司》常常被法律界文章批判，说影片中的官司打的有何种纰漏。这种批评在法理分析上无可厚非，对于电影解读却是缘木求鱼。张艺谋说：“我们想在影片中展示的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乡里乡亲的、家庭式的人际关系……对于打官司的结果，我们并不想做重点展示，我们想通过表现秋菊打官司的过程。让观众更多地看到一些现代农村生活的原貌和现代农民的生存状态。” 在一点的表现上，张艺谋做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乡公安局偷拍到的农村青年领结婚证的片段，还是在市法院休庭时，旅店老板在人行道上那一番充满民间智慧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到亲切鲜活的乡土气息。同时，对打官司本身的淡化处理，也是为了“强化人物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在秋菊看来，就是“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要个说法”。现代化、商品化的逻辑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上级领导”在判决书中反复强调的“安定团结”“求大同存小异”。影片中虽然没有“好人坏人”的区分。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李公安，万庆来等人显然代表了现代化与商品化的思维——反正经济上不吃亏，就不用生那闲气了。他们当然不能理解秋菊的做法。李公安在让王村长给秋菊个“说法”的时候，甚至可爱地犯起了结巴，思维的隔阂可见一斑。秋菊——或者也包括王村长——则显然遵循着另外一种思路。他们都不在乎钱，但一定不能输这口气。所以说，秋菊在现代化和商品化的进程中也是一个“脱序人”。她拒绝用人民币解决问题，而是要求一个金钱买不到的“说法”。笔者认为，所谓“自我意识”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秋菊的“自我意识”绝对不是“启蒙”或“现代化”带来的。反之，影片包含了很多对乡土〖中〗国启蒙〖运〗动的反思。例如，秋菊是一个读过中学的学生，但她对自己的知识毫不自信。无论是写申诉书还是看信，都要求助别人。人家跟她**律程序，她也似懂非懂。她的乡人们更是如此。甚至对村长来说，秋菊去城里打官司也只是“把局长的小汽车都坐了”。启蒙〖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而九十年代的乡土〖中〗国还是这样一种局面，其尴尬不言自明。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秋菊开始去找村长，问他到底“管不管”所寻求的还是一种“人治”。她对村长仍然信任，以致把“被告”当成了法官。而最后法律看似帮她撑了腰，实际解决的完全不是她提出的问题：最后使王村长被拘留的证据是庆来肋骨的骨折，而不是秋菊一直强调的“要命的地方”。
法律当然解决不了秋菊的问题，因为两种思维从根本上就南辕北辙。秋菊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前现代乡土社会的遗存，凭着顽强的个体意志，借助现代化社会的法律武器——当然还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与商品化进程作斗争，这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法律不仅不会判给她一个金钱以外的“说法”还在最后破坏了这个其实已经到来的和解。村长在洗脸刮胡子，像要过年一样准备参加秋菊儿子的满月酒时被抓走。说到底，即便这样，秋菊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一声道歉。而村长回来后，秋菊即将面临的人际危机则显而易见，各种随之而来的麻烦也都将浮出水面。
现在看来，二十年前的一部《秋菊打官司》在当时颇有时代意义。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大陆热烈迎接现代化、商品化大潮冲击与洗刷的年代。如戴锦华所说：“在经典的第五代电影中，‘现代化’或曰文明社会，是外在于特异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潜在的权威视点的拥有者，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参照系。某种外来的拯救或毁灭。” 这个外来者不仅给秋菊留下了满脸的迷惑，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扰。代表现代化前进方向的“求大同存小异”实际上是一个挤占异类生存空间的过程，通过消灭异类来达到更大的“大同”。不仅是二十年前，启蒙〖运〗动，现代化、商品化、法制化进程究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什么，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无比鲜活，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以《秋菊打官司》拍摄地为基础开发的旅游景点“秋菊山庄”被曝出“关押上访群众”的丑闻。“秋菊山庄专关秋菊”让《秋菊打官司》中那个温情脉脉的上访故事在今天看来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寓言。现代化、商品化与乡土〖中〗国的遭遇战还没有打完，这其中的冲突与纠葛，决不只是巩俐脸上那片美丽的茫然。二十年后，我们仍然可以用戴锦华教授在《雾中风景》中对第五代的评价来归结对《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的讨论。“第五代的意义，更在于他们以电影的方式加入〖中〗国80年代的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不再是对种种社会政治话语的转述，而是一个独特的。空前有力的发言者。而且在一个突然洞开的历史视域中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历史的、同时朝向未来的〖中〗国形象。” 《秋菊打官司》不仅为世界呈现了一个顽强，倔强，有“自我意识”的〖中〗国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自己提供了一幅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图景。如果我们细细品读这幅画卷，我们会发现它绝不是一幅纪实速写，而是一个始终联系着活的乡土，活的〖中〗国的现代寓言。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的老片子， 1992 年上映，巩俐主演，主角是一根筋的秋菊。故事情节很简单，村长踢了秋菊丈夫一脚，秋菊要村长道歉。村长只赔钱不道歉，秋菊就告到乡里、县里、市里、再到市法院。
这事情说简单也简单，不就是被踢了一脚吗，多大点事，再说也确实是文件不允许在庄稼地里盖房啊，庆来当时也说了不中听的话啊。换作一个有两根筋的人。一点事都没有。偏偏就是一根筋的秋菊，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的秋菊，碰上了把面子看得比钱重，死也不道歉的村长。
其实秋菊上访（姑且以现在这种说法，称为“上访”）这件事情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中止。当乡里调解，村长给庆来 200 元赔偿的时候；当县里调解，维持乡里调解结果的时候；当市里调解，认为县里乡里处理合适，而且将赔偿金加到 250 元的时候；当市法院公开审理，认为市里县里乡里的调解都合适的时候。
连被害人秋菊丈夫庆来，也觉得秋菊过份了，应该到此为止了。
村里人也在背后说秋菊太厉害了，已经可以了。
我也觉得秋菊付出太多了，不值得，也没打成什么样，已经赔钱了，非争那口气干什么，况且正有身孕，还要为孩子着想啊。
而且，秋菊难产，庆来去向村长求助，村长虽然开始不愿意，却还是在半夜里，大雪天，骑着自行车去找正看戏的几个年轻人抬秋菊去医院。
到这里，我觉得秋菊情何以堪。
剧情在此急转直下。秋菊很感谢村长的帮忙，给孩子办满月酒时，请村长去喝酒。村长正在家里洗脸刮胡子哩，突然公安出现，说是看到庆来拍的片子，肋骨骨折，构成了轻度伤害，拘留十五天。公安现场就把村长给带走了。
然后，秋菊在雪地里火急火燎地跑，追赶着警车。因为这不是她要的结果。
很多次，我都感到秋菊的孤独。挺着大肚子走在雪地里时，执拗地坐在拖拉机车斗时，茫然地站在市里被三轮车夫骗时，站在雪地里望着警车远去时……
也许是张艺谋的片子拍得太有现实感，我几乎把这个女人当作自己的姐姐，我想骂她，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笨呢？为什么非要去争那一口气？为了这口气，众叛亲离，空耗财物，村长后来也救了你的命啊，你为什么非要把他关进拘留所？如果没有骨折呢，你还会一直告下去吗？
这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
先看了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再来看《秋菊打官司》，我对秋菊有了新的看法。秋菊大概就像毛姆《月亮和六便士》里面那个追逐梦想的人。在上一篇日志《子弹击中我》里，我提到两句话 “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这个意义上，秋菊是一个伟大的女子，她坚持着她的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在这条路上，不被利诱，不被威逼。虽然她没有成功，但是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她遵从了自己的心，是一个真女子，是我敬佩的伟大女子。 从这个意义来说，她能不能告成不重要，村长道不道歉不重要，她能顺着自己的心活着最重要。而剧作者对结局的处理，大概也陷于 一个漩涡里，不能自拔，他无法把故事完整结局了。但是这个不完整却超现实的结局，我还是能够接受 。
我还注意到，秋菊在影片里基本上不笑，总是纯粹的执拗的表情。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追逐梦想而在现实中孤独着的女人的〖真〗实表情。
现在，我为这部影片找到了结局，在秋菊的眼睛里我看到：如果没有骨折，村长没被抓，秋菊会一直告下去；就算是村长救了她的命，但是只要村长不道歉，秋菊就会一直告下去。这是她的梦想，哪怕一路只有噩运！村长这个形象，在这部影片中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公家干部，更是代表着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中的族长形象，是传统家族伦理和人伦关系的维护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