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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六章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一九一九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一九二三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
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制的民主政治。一九四四年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一九三一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政权共沉浮。
孙科一生有三位夫人,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孙穗芬的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
孙科的妻子陈淑英,生于一三年,她是孙科的发妻,也是孙氏族谱上孙科唯一的妻子。她同孙科共同生活了六十一年,差不多是孙氏家族中享年最高的人。陈淑英与孙科是表亲,她是孙中山的三叔孙观成、三叔母谭氏的外孙女。一九一二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儿子生下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以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一九一四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时,正值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国,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一九二三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一九二五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
身为孙中山的独子,孙科自幼接受西洋文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虽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但仍如旧时达官贵人一样,正室之外还金屋藏娇,时常成为桃色新闻的男主角,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一九三二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孙科任立法院长时,严氏还到南京充任孙科的“私人秘书”,生活甚为甜蜜愉悦。严氏是浙江人,生了两个女孩。一九三五年,孙科偶然结识了上海交际场上的名花蓝妮,两人顿生情愫,很快,孙科便冷淡了严蔼娟,并迎娶了蓝妮为二夫人。适时,严蔼娟已身怀六甲,面对孙科无情的遗弃,她无可奈何。后来双方反目成仇,严蔼娟被孙科抛弃,女方不肯示弱,状告孙科。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严女士才偃旗息鼓。一九三六年三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严蔼娟在上海带着女儿孙穗芳,再也无法和孙科联系上,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严蔼娟并未就此打住,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
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四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一九三八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关系甚好。一九四零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一九四八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陌路人。
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当孙科迁居lgunebe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中学时,献身革命的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中山在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难怪有人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
一九五二年,孙科移居美国。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