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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鹏城是什么样子？以前来过鹏城的人有这么一个形容：一股臭鱼腥味，蚊子能把人抬走。可想而知，这样的鹏城，自己国家的人都敬谢不敏，就更别提外商了。
那么，现在的鹏城呢？
郑南巡车队在鹏城又东南西北地转了一大圈。
望着窗外的高楼矮树，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郑南巡沉默了很久的嘴巴开始说话了。
显然，他兴致很高，他对身边的谢陆河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鹏城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鹏城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鹏城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算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他接着尖锐地批评道：“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汽车缓缓进入鹏城迎宾馆，到了桂园别墅门口，中巴车门打开，郑南巡下了车，显然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他踩在车梯上，很突然得回头说出一句话，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
郑南巡说：“那些人尽讲屁话！”叶广开亲耳听到了，谢陆河听到了，李敬也听到了。
叶广开后来也学会了这句话，对那些办事不公，胡说八道的人，他也经常用这句口头禅去回应他们。
在华夏的领袖里，敢于用这种口气和方式说话的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郑南巡；一个是潇南农民的儿子，一个是西川农民的儿子；一个爱吃辣椒，另一个每顿饭也不能少了辣椒；一个没有要大元帅军衔，另一个也没要元帅军衔。
毛主席酷爱读书，郑南巡更爱沉思；毛主席借古论今，风采万千，郑南巡白水一杯，清澈见底。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郑南巡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
毛主席说“不须放屁，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把它写进诗里，谱成曲子，全华夏人民都会唱。毛主席说“不须放屁”是指赫鲁晓夫，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一口气作了长达七小时的秘密报告，报告的题目《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内容是谴责凶暴的罪犯“斯大林”。赫鲁晓夫放了一颗苏式政治原子弹，冲击波辐射到了波兰、匈牙利，辐射到了华夏。1956年2月28日，毛主席在华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何必也跟着说臭呢？”
郑南巡说那些人尽讲屁话，又是指谁呢？他没有说，他也不会说，没人问，也没有人敢问。
郑南巡的车队缓缓地驰进罗浮区，鹏城第一高楼——国贸大厦就矗立在这里。
国贸大厦共有53层，楼高160米，是华夏1992年的第一高楼。雄迈神俊，舒放雍容。楼顶有一个电动控制的旋转楼层，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慢慢地鸟憨到鹏城的东南西北。
国贸大厦是名楼。而鹏城的国贸大厦不仅以楼的垂直高度享誉华夏，更是以建设速度之快而名闻遐迩。鹏城的建设者在建设国贸大厦时，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为“鹏城速度”的象征。
登高望远，宁静致远。
郑南巡在谢陆河、李敬的陪同下，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室内古香古色，室外天高云淡。郑南巡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随着旋转观光层的转动，鸟瞰鹏城的远山近水，阔街高厦。
工作人员挪过一把扶手椅，郑南巡面窗而坐。李敬告诉郑南巡，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即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那就是香港，就是新界的元朗，一群白色的高楼像雾飘在山中间。
李敬铺开鹏城市总体规划图——这是个摆设。郑南巡没有看，也不用看。他在听，他也不用听。旋转的速度恰是郑南巡平日在小院里散步的速度，思维重新活跃起来。
郑南巡举止历落，神思轩翥，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道：“鹏城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郑南巡打开了话匣子。这是他讲得最多的一次，足足一个小时。谢陆河的秘书录音机全录下来了。
凡是孩子都爱问为什么，明天会怎样？
凡是老人都爱说那是什么，昨天是什么样。
孩子多了一份期盼和急躁，老人多了一份宽厚和博大。
谢陆河有一脑袋的疑惑，但他不能问，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岭南省委书记；李敬有一肚子的苦水，但他不能倒，他是华共鹏城市委书记，鹏城特区的大当家。
他们不说，不好说，不敢说，不能说，郑南巡也知道。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对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郑南巡按了一下电钮，话语像打桩机重重地向一根根桩管砸去。谢陆河听到了，喜上眉梢。李敬听到了，多云转晴。叶广开听到了，这辈子都记住了。
郑南巡举着颤颤微微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郑南巡说到这里，忽然面带微笑，好像回忆了一下什么，才继续说：“最近一个小同志写文章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好。他还有另外一个话，我觉得总结得更好，他说我们做事呀，要问一下自己做的这件事，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不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不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衡量改革开放的标准。”
朴而自古，拙而自奇。若远而复，若纵而敛。郑南巡谈话就是这样挥洒自如。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是那一辈人难得的集体品质。
他们不骄情，不做作，不装，不撑。他们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伪装。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阅历，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坦荡，承受得起这一职务，这一位置，这一话语权力。
他们不讲形式，不讲废话，不讲假话，不讲大话，也不需要讲客套话。
谢陆河听了这话，立刻接了一句：“这句话是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里的，我也看到了，当时还把这三句话打了波浪线。”
郑老笑了，说：“这个话总结得很好，说了我想说的话。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们改革开放对不对？我看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么回过头看，那些人动不动就是‘姓资姓社’，把时间精力都浪费在争论上了，这有什么意义？老百姓得了什么实惠吗？国家得了什么实惠吗？都没有。所以我说，不争论，我们搞经济，谋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看来，改革开放是搞对了，我们要坚持这个政策不动摇。”
事实上，开放，对封闭了多少年的华夏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字眼。当这一嘹亮的号角从中南海传到南海之滨，这里的“睡狮”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山那边、海那边、天那边发生的变化，他们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始了华夏现代史上伟大变革的试验。机器的轰鸣声惊醒了一片片沉睡的土地，古老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上走来了不同肤色的外国投资者，一座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发展商品经济，振奋了每个人的脑细胞……
那一年，一条民谣开始流传：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跑得太久，人们麻木了，同时也害怕了，刚刚尝到点甜头的老百姓怕变。
这时，郑南巡站出来说：“我说话还有点用，我的用处就是不动摇。”
南方讲话迅速传出，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飞速铺开。
京城也没闲着，李宪成、李宪立各自刊文，发表署名文章，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两兄弟更是叫出了“高举郑南巡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动摇”的口号。
一时间，“南巡讲话”取代“苏联解体”，成了华夏最热门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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