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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因为孙纲在军事上的力挽狂澜，中国才得以转危为安，所以在他被推选为“华夏共和国”政务院参政的同时，李鸿章把负责全事的军务部也交给了他负责，由他兼任军务部长，并批准了他扩充海陆军的建议。
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这些政坛大佬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孙纲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奠定了新的“华夏共和国”的基础，想要有今天的安定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李鸿章他们已经认识得非常深刻了。
这样一来，中国的国防重任，就压在了孙纲的肩膀上。
这了统一事权，李鸿章没有渀效西方国家，分别成立不同的“海军部”和“陆军部”，而是将全国的军事指挥权集中到了军务部手里。
因为，中国从甲午战争开始，到现在的抗俄战争结束，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陆军的协同作战，李鸿章认为，“若按前清时分设海陆署，一旦有事，临阵不能相谐，有难不能互助，实为不妥”，因此，设立了军务部，由军务部长统一负责指挥海陆军协同作战。
而孙纲多次指挥过海陆军作战，“年岁虽轻，然叠经战阵，海陆军事，莫不精熟，每战皆胜，百战宿将，亦服其能”，因此这军务部长一职，就非孙纲莫属了。
对孙纲来说，掌管全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满清王朝给他留下来的将近百万人的庞大“陆军”，现在就够他喝一壶地了。
清朝现在虽然没有了，但在各地驻防的满族旗兵。战斗力虽然极弱，但对刚刚新生的“华夏共和国”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在“己亥之变”刚刚开始时，除了东三省的旗兵随同满清王公亲贵讨逆外，在一些其它地省份。也有一定数量的满族旗兵响应，但由于“讨逆军”失败得太快，随后又发生了俄国的侵略，这些旗兵又都返回了驻地，由于满清王公亲贵对国家的出卖，引起了百姓的极大愤怒，很多满人官员都被汉官驱逐下台，一些旗兵部队还被所在省份的练军解除了武装，现在。新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共和国”成立了，这些旗兵和国内地很多满人都惴惴不安，担心受到汉人的清算。
毕竟，满人几百年对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压迫造成的民族裂痕，不是那么容易修复的。
自己想整顿全国的军队，这些旗兵就很不好处理。
孙纲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说了自己的担忧，“政务院”在经过仔细研讨之后，决定先着手办两件事，以此来消除满人对新政权的疑忌心里。让国家不至于陷入的状态。
这头一件事，就是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办丧事，“以安天下满人之心”。
慈禧太后被康有为派人杀掉后，这帮人采取了和日本人对待明成一样地手法，进行了“焚尸灭迹”处理，后来又经过战乱，现在仅仅能收集到一些慈禧太后的遗骨，而光绪皇帝因为悲伤过度。在慈禧太后被害后三天就去世了。尸体一直还放在殓宫内没能下葬，李鸿章等人商议后决定，给两位昔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举行隆重的“国葬”，既表示对“前领导”的尊重，又向天下的满人显示，新政权“绝无仇满排满之意”，以达到国家安定的目的。
同时，这么做地目地也是向天下人显示。新的“华夏共和国”是继承大清王朝的正统。而不是康有为弄出来的那种“伪政权”。
孙纲知道后，在心里也不得不佩服李鸿章他们这帮老头子的手段高明。
这么一来。不但能安抚住满人的心，还可以堵住那些借此机会挑拨民族关系的“分裂分子”的嘴，也可以让天下地汉人不再反过来要求新政权清算满人。
而第二件事，就是在北京设立旌忠祠，将凤翔，永山，笀山，长顺等死于“己亥俄难”地满族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左宝贵等在抗俄战争中牺牲的爱国将士一起，入祀祠中，春秋致祭，允百姓入内拜祭，并请原先翰林院地翰林们编撰《己亥抗俄英烈行记》，刊行天下，纪念这些死于国难的爱国英雄。
这些举动所产生的影响，确实是孙纲原来也没有想到的。
给两宫下葬入陵的“国葬”仪式举得得庄严和隆重，“极尽哀荣”，各地的好多满人都汇聚到了北京，给两宫“送行”，整个北京城“万人空巷”“哭声震野”，在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也都派人参加，各国使馆同日也都下半旗志哀。
两宫入陵的那天，孙纲看着修得如此豪华的慈禧陵，不由得暗自叹息。
自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也改变了这个统治中国四十多年的女人的命运。
慈禧太后的葬礼尽管隆重，但没有了满棺珠玉的陪葬，她地下有知，想必是会觉得遗憾的吧？
慈禧太后可能不会想到，她最后的归宿，居然是这样。
她更不会想到，如果不是孙纲改变了她的命运，在二十八年后，会被一个名叫孙殿英的军阀版“摸金校尉”，为了她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玉陪葬品，生生的掘了她的最后埋骨之地。
那可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对一心讲求“享受”和“传统”的慈禧太后来说，这可能是最最不幸的事了。
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不会出现了。
那么，对慈禧太后来说，她是不是应该“感谢”孙纲这个由“蝴蝶”变成的“黄雀”呢？
“听说当年小人书上说的，她的枕头都是翡翠西瓜呢，这回怎么什么都没有？”爱妻马看着仪式，小声对孙纲说道，显然她也记得“东陵盗宝”的故事。
孙纲没敢笑，只是冲她挤了挤眼睛，提醒她这是在开“追悼会”，这一类话题，还是回家说的好。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脸上立刻现出一副“悲伤”的神色，她这个“面子”上的功夫，现在绝对不比他差。
两宫的入陵仪式是同时进行的，在“追悼会”上，李鸿章还念了一篇祭悼光绪皇帝的祭文，祭文里追述了光绪皇帝一生的政绩，对光绪皇帝做了相当高的评价，“从无满汉之分，民族之见，英毅果决，力图振兴，实为旷代之圣主也。然不意为宵小所趁，盖我圣主锐意求进，一时失察，若天眷中华，我圣主得稳健之士辅弼，得变成法，则我万千黎民之福也。”
这篇祭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对光绪皇帝的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光绪皇帝在他当政期间，讲求变法，锐意图强，为了使政治清明，甚至下诏开放报纸言论，仅这一点，其实就比他屡屡大兴“文字狱”的老祖宗康熙和乾隆要强出许多。
满清王朝的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人数上占多数的民族进行的疯狂的“文化清洗”运动，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其恐怖的震慑效果可以说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后世学者统计，有清一代，共发生了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时期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六十三年，制造的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结果导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的书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
这其实就是“文艺复兴”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康熙和乾隆两位大帝对中国思想领域的“文化大清洗”，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污点和罪行。
而光绪皇帝在位期间，能够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畅言，不必意存忌讳”，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根本不能比的。
就象祭文当中说的，如果光绪皇帝变法时不是一意求快，而是得到老成持重之人辅弼，走一条稳健的道路，中国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样子了。
那样的话，对广大的黎民百姓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中国不会经历“内乱”和“外侵”的双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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