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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最先被“减掉”的人一定是孙纲他们这些“临时工”。
当时关于他们这些“临时银行职员”曾经有一个笑话来形容他们的处境，“起得比鸡还早（天不亮就得去作开业准备），干得比驴还多（主要的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待遇比猪还差（这个都没法讲了），下班比小姐还晚（二十四小时营业）”，孙纲就是这么在银行干出来的。
更要命的是，为了钻国家法律的空子，规避劳动保护法当中的干满一定年限就“转正”的条款，银行把他们这些人后来弄得连“临时工”也不是了，通通成了什么劳什子的“劳务派遣”，说白了就是从鬼都不知道的什么“劳务公司”把他们送到银行来“出劳务”的意思。
自己还在银行工作，却莫明其妙的变成不是银行的员工了！
终于，因为业务上的失误，孙纲被两手空空的“请”回了家。
随后，郁闷得要死的他穿越到了1894年的清朝。
让他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时代，也在发生着和后世差不多的事。
有的胥吏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可能比任何人都熟悉衙门里的工作，可到死也不是“国家公务员”！
孙纲现在不知道，后世的这些个“花样”，是不是都能够在大清朝找到“原型”。
马文龙告诉孙纲，由于官员们普遍任期较短，所以清朝大多数的中高级官员并不熟悉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有清一代，关于公文的格式和传递都有极其复杂的规定，每一个衙门都有自己单独的一套簿籍，对中高级官员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规章制度，结果官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年复一年的在此工作的胥吏。清朝大大小小各个衙门的工作，实际上都是经员司胥吏之手处理的。
但问题是，这些胥吏根本没有固定地收入来源，而他们的手中又实际掌握着政府部门的工作，这样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贪污受贿等现象的产生。
象在一个小小地县城。当百姓在诉讼和缴税过程中与这些胥吏发生关系时。胥吏就象百姓收取一定地“费用”以维持生计。而当胥吏索取没有了限制时。大规模地贿赂就开始了。因此清代地百姓可以说深受官府胥吏勒索之苦。
清代从上到下贪污成风。不是没有原因地。
马文龙在当胥吏期间见识到了官场地险恶和黑暗。他自小受儒学熏陶。有古君子之风。自然看不惯这些。所以没干几年就下来了。
要是按后世地“标准”。马文龙简直可以说是个傻瓜。
可在清代。象他这样地“傻还有是很多地。
辞去胥吏之职后。因生计又见窘迫。马文龙想弃文从商。而他地妻子坚决不同意。自动承担起了家中地生活重担。让他安心读书。求取功名。
马文龙十六岁娶妻梅氏，也就是马的“母亲”，在他辞职的那一年，马刚刚两岁。
梅氏出身江宁世家望族，后因家道衰败。投奔亲族，经人作合，十四岁嫁给了马文龙。两人婚后恩爱非常。梅氏端庄秀丽，心灵手巧，自幼喜好刺绣，曾拜江宁名师学艺，绣工精绝，她为了能让自己地丈夫安心读书求取功名，毅然决定以绣工助家用。用她稚嫩的肩膀，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撑起了一片睛空。
由于梅氏的绣品工艺绝美，居然收入不菲，很快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境，但刺绣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干起来的。
刺绣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之一，一件完美无缺的绣品出世，不知要耗费那些绣工们多少地心血和精力，梅氏为了让家里宽裕一些。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丈夫的劝阻。接下了一件梅花大绣屏的活儿，因“连日不眠。终夜劳作，至于咯血”，在绣屏完工的那一天，她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马文龙遍访名医，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终于，一天夜里，她在丈夫的无限悲痛中辞世。
妻子的离去对马文龙的刺激极大，他想起了妻子对自己地期望和官场的黑暗，以及那么多的“名医”都不能挽救自己亲人的生命，他愤怒之下一把火烧掉了自己所有的书，变卖了家产，带着女儿毅然弃学从医，先后拜师多人，当中甚至有来到中国的西方医生，学成后游走天下，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
由于他早年救治过丁汝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弃文从医的一个原因），两人后来重逢后丁汝昌给了他一定的帮助，再加上他行医多年已经颇有名声，家业渐渐兴隆，最后在旅顺定居下来。
由于在向西方医生学习时了解到了西方科技地先进，所以在女儿长大**后就被他送到外国留学，希望她能继承自己地衣钵，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对学医没有兴趣，却是个经商地“天才”（她应该就是那会儿穿越来的），自己的家业在女儿的打理下日渐兴旺，也是他根本想不到的。
但能看到女儿有这样的本事，他在心里也已经满足了。
而自己的女儿会嫁给眼前这样一个年轻人，更是他想象不到的了。
当知道了自己的“母亲”的故事，马虽然对她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还是忍不住掉下泪来。
这样的爱情，和为爱付出的牺牲，不管放到哪个时代，都足以感天动地。
他们夫妻俩看多了后世的太多的人把婚姻当成了一种交易，所谓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在这个让后人想起来就痛心疾首的时代，偏偏就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大过年的，不该跟你们说这些。”马文龙看着女儿和女婿一副难过的样子，自嘲地笑道，“有些扯远了，呵呵。”
孙纲明白马文龙和他说这些的主要意思，他当过胥吏，对中国官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很清楚，虽然他舀不出来什么办法，但他说这些给自己听，目的是让自己在以后处理国家事务时，能够予以关注。
现在的“华夏共和国”毕竟是在已经灭亡的清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清代遗留下来的官吏**问题，想要真正解决，可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几个法令法规就能完事的。
关于吏治，古语早就有云，“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尤为难”。王安石也曾提出过“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解决办法，但要想实际执行，却绝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的。
即使到了后世，这个问题依然是对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更别说现在了。
而对孙纲来说，和这个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急需解决。
那就是关于新的“华夏共和国”的行政制度问题。
大清朝“离去”后，留下来的一个要命的遗产，就是这个文官行政制度的问题。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了，虽然从秦代开始的文官管理制度到了清代已经相当完善了，但由于“君权至上”主义的影响，为了防止臣下专权威胁到君权，中国历代君王都深谙“平衡之术”，在任命官员时一个官署常常任命两个以上的主管大臣，以收“钳制”之效，不让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结果这样不但造成了官员“超编”，给国家带来财政上的巨大负担，而且还造成了官员的职责不清，以及官署的职权也不清。
以内阁为例，清朝的内阁是没有“首相”的，一般由四至六员内阁大臣组成，而军机处军机大臣的人数在四到八名之间，下面的六部则每一个部都有两个尚书。应西方国家要求在1861年设置的另一个重要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人数则根本没有规定，一般是不到十个，而在1894年到1898年之间甚至更多，当一个官署里有那么多的主要官员时，每一个人都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事情能办好都出鬼了。
“多头负责”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负责了。
官员职责不清和官署职权不清造成的官员们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行政系统的效率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后世的好多历史研究者对清代每一次面临外敌入侵都是手忙脚乱反应迟钝，最后惨遭败北，其实这个“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在里面可以说“功不可没”。
远的不说，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人一开始打到哪了道光皇帝根本不知道，还以为是英国人来“申冤”来了。当1874年日本人第一次入侵台湾，把都督府都弄起来了的时候，在北京的大清朝廷居然过了一个月才知道台湾出事了。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当中这样的事就更多了。
现在，曾经高高在上的“封建君权”已经不存在了，如何解决这个“行政系统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