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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弟
一个老师用普通话讲课，这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就像一个战士就应该会拿枪一样简单，但是令我没有想到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料，仅仅一个月后，从我还在上小学的小弟弟那里，我就知道了传播速度之快，和传播范围之广。
那天，我做好午饭，等地里干活的母亲和上小学一年级的弟弟回来，不一会儿，弟弟回来了，背着小小的书包，虽然天气转暖，身上的棉衣还没有褪去，正午的阳光很好，热得满脸通红。
我正在喂猪，看见弟弟进院，刚打算开口，却听到他自言自语地在嘀咕着什么，于是，我想听他在说什么，就没有开口。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英语老师，我叫王平子……”弟弟还在嘀咕，全程用普通话，还是我的语气。
我的脸一热，这是我说的呀，是我第一次在张崾崄中学上课时的自我介绍，我想，弟弟怎么会知道，他在樊学小学，只上一年级，这也太奇怪了。
我刚想拉过弟弟问，这时候，妈妈回来了。也许碍于面子，我们没有去追问弟弟，就一边给他们盛饭，一边在心里琢磨，心不在焉地和他们东拉西扯。
饭吃完了，我也想明白了是怎么会事，张崾崄中学，是四个相邻乡镇的联合中学，这里上学的孩子，也都来自周边四个乡镇，农村家庭，每户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孩子，除非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张崾崄上学的这些孩子，把我说的这些话，回家后说给了他们的弟妹们，他们的弟弟妹妹又把这些带到各自的小学，像一个新奇的顺口溜一样碎碎念。他们就像以张崾崄为中心的一张网，蔓延扩散到这四个乡镇。
想想这个范围，我不仅倒吸一口凉气，辛亏，这不是什么坏事，在这片讲着古老方言的地方，讲普通话，在孩子们的眼里，是新奇，或者是怪诞，但是，我心里明白，用普通话讲课，这是要求，是教育的大势所趋。
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连交通都时断时续的地方，什么事都靠口口相传，这虽然让我难堪，但至少没有变味。我想起了在我十二三岁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说是一户人家，家里有鬼了，鬼很厉害，抽烟喝酒什么都干，不高兴了还把锅给掀翻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听着大人们在谈论着这件事，并互相讨论着哪里有捉鬼的大仙。
这一切传的就和真的一样，因为有地名，距离樊学不远，还有关于那家人的具体情况。我是一个孩子，又喜欢看小人书，什么《杨家将》、《西游记》、《封神榜》等，甚至还看了《聊斋》，里边讲得真真假假的事，根本无从分辨，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加之，孩子的好奇心又非常重，总喜欢听这些，记得有次，奶奶家来了一个年轻人，我已记不起他是谁了，是来干什么的，只记得他坐在炕上，边吃奶奶给他做的荞面饸络，边大谈特谈捉鬼的事。
他的饸络吃了一碗又一碗，听得人也越来越多，有孩子，老人，还有村里的女人，后来，他打着饱嗝儿，面堂红红的说，那鬼很厉害，警察来了，还和警察讲条件，警察不停地递烟，鬼就不停地抽。
“那鬼在哪里抽啊？”好奇的我问。
那人愣了一下，说：
“在空中，”顿了顿，又补充道，“就是在空中嘛，常人看不到嘛！”
我们听得很认真，都说那鬼真厉害，女人们还说，辛亏没来樊学。
现在想想，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真是可恨，吹牛能把天吹破一个洞。但是，闹鬼的事，也不是他最先说的，他充其量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传播者，那段时间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如果这样说的话，谈论的每个人，都是其中子虚乌有的滚雪球者，直到最后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大到流言满天飞。
今天看来，这件事是多么的荒唐，但它确是真实发生的，是我亲身经历的，绝无半点添油加醋，我写实主义的风格，还无法产生背离时代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就有人们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而且有模有样，时间太久，已无从去探究，我想，可能是最初一个人忽然心智失常，最后就被人们传的面目全非，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
话说回来，听了小弟的嘀咕，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语言的速度，这也无形中警醒着我以后的教学，为人师表，一定要严于律己，今天这或许算不上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如果是一件坏事呢，我想，传播速度一定比这不知要快多少倍，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况且，我的那些学生，就是超级传播者，而我就处在这张大网的中心。
明白了这些，我就再也没有去追问小弟，即使妈妈不在身边，他什么都不懂，我问什么他会答什么，这一切已经没有必要了，就像答案就写在纸上，还要求别人再写一遍一样，没有意义。
说到了小弟，我也很想写点什么，这好像在我心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点，在我的这部小说里，我会写到很多人物，那么就让我的小弟，作为一个小主人公，走进我的这篇故事，从他的故事里，大家也会看到我成长过程的一些影子，是他的故事，其实就是我和我家庭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大弟弟比我小四岁，小弟却比我小了十几岁。
生他时候，母亲已三十七岁了，也算高龄产妇，父亲不放心，就去医院叫来了两个医生，男医生是樊学医院的看病能手，至于那个女医生，估计连药品名字都拎不清，在那个人才奇缺的年代，各种各样的人，都能混进正规编织的队伍。
等到两个医生上来的时候，弟弟已经出生了，是我的七十多岁的小脚外婆，和同样七十多岁的奶奶接生的，让那个女医生剪脐带，结果不会，最后还是外婆剪得。
孩子出生了，要熬小米稀饭喝，但是医生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就走，外婆行动都离不开拐杖，早已不能做饭，平时都是妈妈在做，奶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做，我能做什么呢，那位女医生估计我做的饭也不会好吃，所以她就亲自下厨，农村家庭，没有什么，最好的东西，就是腌猪肉和自家的土鸡蛋，于是这位女医生就开始做腌肉煮荷包蛋。
我添柴烧火，她切猪肉打鸡蛋，家里鸡不多，农村的土鸡，在产蛋的季节，都是隔天产一枚，差不多已经是最理想的产蛋率了，多数都要产产停停，家里有六七只鸡，除了平时的食用，母亲留给自己的也不过六十多枚，被那位女医生全煮了荷包蛋，因为蛋皮是不能乱扔的，那样的话，会被鸡捡食，从而鸡就会吃蛋，所以只能扔进炉灶里烧掉，我只记得，那天，我的身边扔满了蛋皮，由于位置的原因，每次扔蛋皮都要掠过我的头顶，因而，我的脸上和头发上都糊满了蛋液，我得不时地去擦除。
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包括医生也一样，两个人，六十多荷包蛋都吃了，今天说起，好像不可思议。鸡蛋，这在今天是多么平常的食物，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平常百姓口中最美味的食物。
弟弟出生后，没有什么可给母亲去滋补身体，加之，我也不会做什么，就是一些最简单的家常饭，所以，母亲没有奶水，弟弟天天饿的哇哇大哭，仅仅四十多天，外婆就一点点的开始给喂面糊，甚至煮得很烂的面片。
那几年，父亲刚刚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浩劫，被骗得一无所有，他想东山再起，奈何毫无起色，不甘心的父亲四处赚取我和大弟的学费，虽出生在农民家庭，但是父亲却把我们都送到了县城，让我们接受较好的学校教育，而我们的开销，绝不是一个农民家庭能负担的起，为了不让我们辍学，他吃的苦不知有多少。
弟弟的出生，除了给他带来短暂的当父亲的喜悦外，接下来，就是更多的负担，先是计划生育罚款五百，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好在弟弟很好养活，从没买过奶粉。
爸爸还要外出，我在家里粗茶淡饭的侍候母亲，直到开学，我要走了，母亲恋恋不舍，她还没有满月，我一走，她就要开始照理家里的一切。那时候太小，不懂事，只想快点回到学校，又能见着同学们，合大家一起玩，很开心，哪里去顾及还在月子里的母亲，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真是没心没肺。
后来，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过来的，我没有问过，母亲也没有提起过，直到我也结婚生子，经历了这些过程，我才深深地地体会到母亲的不易，心里有些后悔，后悔那时候自己的无情无义。
随着弟弟地渐渐长大，家庭情况也是越来越空囧，他从出生后就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月子里仅有一件红布肚兜，每当母亲把他提起来的时候，都是浑身光溜溜的，像一只小猫一样四肢乱踢腾。
不知那件肚兜他穿到了什么时候，再后来的衣服都是母亲缝缝补补的旧衣服，要么就是从集市上买来的旧衣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农村的情况有些像今天的非洲市场，一堆一堆的旧衣服就那样乱七八糟的堆在地上，等待人们挑选，买旧衣服就像今天人们买日用品一样平常，大家拿起这件，又拿起那件的比划，每个旧衣服的堆前，都围满了妇女儿童，热闹非凡，无论多少旧衣服，在收摊的时候，几乎都倾销一空，因为价格便宜，下次集市，尝到甜头的小贩又会带来一堆。而且，那些旧衣服到了农村市场，都不知道被筛选了多少次，没有几件像样的，不是这破一个洞，就是那里有一道口子，就这样的货品，小贩还视每件衣服的破损程度，从而开出不同的价钱，往往小贩不松口，扯着这头，妇女扯着那头，半天讲不和。
今天，我看着社区的人们把一卷一卷的衣服塞进义捐箱，包括我自己也一样，那些衣服都很新，很漂亮，我就想起了当年集市上的场景，感谢祖国的繁荣富强，否则，我们依然挣扎在贫困的泥沼里。
记得弟弟刚刚会走路，嘴里也能勉强地说出一个字的时候，父亲回来了，因为春节到了，别人家杀猪过年，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因为弟弟还小，母亲不能种太多的庄稼，所以没有多余的粮食喂猪。好在父亲带回了一颗猪头，那猪头很大，是父亲用一根绳子背回来的，没错，是背回来的，临近年关，没有了车，即使有，一辆荷载不过二十人的小中巴，往往会塞进五六十人，像沙丁鱼罐头，连转身都不可能。不过县城发往白湾子的客车还算正常，白湾子到樊学就没有车了，父亲就背着这颗猪头，从白湾子回到樊学，六十里的山路，空走都累，何况那么大的一个猪头。那猪头是父亲花了三十元买的，三十元在今天，连一个小猪头的一半都买不到，但是，在当时已算不菲的价格了，猪头太大，也值那么多的钱。
有一句俗语，“背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当年行走在蜿蜒山路上的父亲，那孤独的背影，就像天地间一个虔诚的礼拜者，他背着空囧的生活，也背着对家人沉甸甸的爱。
时至今天，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猪头，我的村里曾经宰杀过四五百斤的猪，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猪头，无疑，这颗猪头就是我们五个人的年夜饭。毕竟是猪头，即使再大，也没有多少瘦肉，我们三个孩子吃过后，留给母亲和父亲的就只剩下一些肥肉了。
刚拿回来的时候，小弟很害怕那头，或许是脖子血呼啦次的，看上去，的确有些吓人，放在窑洞的后面，前面挡一些杂物。每当小弟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拉着他到窑洞后面去看猪头，吓得他哭着跑去给母亲告状，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头！头！”
别说，这招还真管用，直到猪头已经被吃了，他还是不敢去窑洞后面，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只要不听话，我们问就会说：“看头来了，再哭就叼走你！”包括妈妈也会这样说，这个头，就是当年拿捏小弟的法宝，每次都非常灵验，什么狼啊鬼啊的，远没有头的效应。
后来，直到他慢慢长大，上了小学，这个头才慢慢地淡出了他的童年话题，时至今天，我们在一起回想往事的时候，还会提起当年的情景，每次都会有人说出那些别人不知道的，发生在小弟身上，关于头的趣事，逗得大家一阵大笑，记得有一次，我很好奇地回头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头？”
这个如今已一米八八的北方大汉有些囧，什么也不回答，只是微笑着听着大家对他的打趣。
物质上的空囧，并不影响家人对他的喜爱，他像是家里的开心果一样，有他在，一会儿哭闹，一会儿笑。他常常迈着蹒跚的步子，追赶在每个人的身后。我们也喜欢带着他，我带他到河边抓蝌蚪；妈妈带他到菜园里，妈妈干活，他就捉菜青虫玩；大弟去驮水的时候，他也喜欢跟着，由于驮水的地方在一个很深的沟里，下去轻松，回来的时候就困难了，一路都是上坡，他的小腿走一会儿就累了，大弟只好背着，背一会儿，大弟也累了，就把他放下来，可他还是不走，一路哭哭喊喊，穿过一条公路的时候，就开始耍赖，睡在公路上打滚，刚好有两人背着猎枪穿过公路去山上打兔子，大弟就吓唬说：“看，背枪的人过来了，再不走就打枪了。”
小弟听后，一骨碌爬起来，赶紧往家走，再也没有哭喊。从此，只要大弟驮水，他还要跟着去的话，大弟就会说：“拿枪人就在路边等着呢！”小弟听后，就会乖乖的待在家里。
家里的头，外面的背抢人，就是小弟心底的怕怕，这比什么都管用。
随着小弟的成长，家里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空囧，父亲再也找不到活了，他开始种地了，虽然是农民，但是之前父亲一直在社会上闯荡，家里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农具，加上母亲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弟弟，地里的活，都是父亲一个人干，有些活必须是两个人才能完成，比如种荞麦、土豆等，一个人点种，一个人耕地，但是，父亲就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活。
即使这样，我的父亲在他当农民的五年期间，也赢得了连年的丰收，这一点，我非常的佩服，他种的每一块土地，庄稼长势都非常的好。记得有一年，他种的一片麦子，成熟的时候，一片金黄色，又非常的整齐、密实，一根木棒扔进地里都会浮在麦穗上，这在水地，可能习以为常，可这是旱地，就难能可贵了，谁见了都要称赞，乡政府专门来人拍照，作为当年上报的丰收材料。
但是，我和大弟在县城上学的费用很大，即使这样，家里也入不敷出。小弟每当遇集前几天，就开始在父亲的耳边嘀咕，让给他两毛钱，父亲总是满口答应。为了小弟每集的两毛钱，也为了我们上学的开销，父亲又开始挖甘草，那时候，甘草很便宜，一斤一块多，樊学的甘草虽然多，却是很深，挖起来并不容易，我家的地不多，有时候就到别人的荒地里去挖，为此，村人就责骂父亲，父亲默默地承受了，为了他的儿女，他只好寻找别的赚钱门路。
他给樊学的电网工程抗过水泥电杆，给联通公司扛过信号塔的铁架，一个铁塔，几十米高，几百个铁角钢，有些一根就上百斤重，这种信号塔选址都是在周边最高最险的山上，越高信号越好，那时候联通只是在初步的筹建过程中，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一个铁塔全部扛完，也只有一百二十元，一般人都不愿意干，因为那铁家伙太重，扛在肩上生疼，就是这样的活，父亲也干，他用两天扛完了所有的铁架，而这个铁塔，今天就矗立在樊学最高的东山上。
这些只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还有多少呢，我从别人那里听说过，父亲还从水坝里打捞过死人，因为家乡认为这样横死的人是不吉利的，所以没有人愿意干，但是父亲干了，他一共打捞了两个，对这件事，父亲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了，但是，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打捞的过程中，别人给了一把伞，而那把伞，至今还在我的家里，虽然已很旧了，但是依然很结实，每当下雨的时候，父亲还会打着这把伞去往水窖里储水。
今天，父亲已七十岁高龄了，我不知道，拿起这把伞的时候，他是否还会记起那些往事，或许，他早已忘了，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太多了，就显得平常。
即使这样的生活，弟弟每集的两毛钱却从没有少过，他会买他自己想买的东西，一只上发条的蹦蹦跳跳的青蛙，或许这只青蛙没到家就被他搞坏了；或许是几颗糖果，总之，那两毛钱，会带给他无穷的快乐。
倒是父亲不在的时候，这两毛钱就断供了。有一次，好几次集，母亲都没有给他一毛钱，母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她会想着这两毛钱，还可以买两盒火柴呢。终于有一次，弟弟哭闹不止，母亲还是给了他两毛钱，弟弟就买了一小瓶绿色的饮料，甜甜的，还有一股香味，他喝了几口，然后又懂事的给母亲喝了几口，刚喝下去，两个人肚子就疼的受不了，哪顾得逛集，干紧回家，走在路上就坚持不住了，两人蹲在路边的草丛里拉稀，用母亲的话说，肚子一阵一阵的，拧着疼，母亲一边拉一边责骂小弟，怪他嘴馋，小弟知道自己理亏，一声不吭，只是疼得直咧嘴。
那天，两人的肚子都很疼，晚饭也没吃，可能母亲是大人，抵抗力强，第二天就好了，倒是弟弟拉了很长时间，像水一样的大便，从黄色到黑色，再到绿色，一连几天都是如此，直到脸色都已蜡黄了。家乡的孩子，只要不是特别厉害，有什么病都是自己扛过去了，最后，还是奶奶用烧焦的面团，捣碎后和着开水，让弟弟喝下去，又用别的一些单方，才止住了拉肚子。
现在回想起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好在农村孩子普遍抵抗力和自愈能力强，才免去了一场更糟糕的结果，记得任正非先生在回忆他的父亲时，就说道，他的父亲正是因为在集市上买了五毛钱一瓶饮料，最后救治无效。那样的饮料，其实就是自来水勾兑的，时间长了就会滋生各种细菌。
直到今天，这种不安全还依然存在，我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校门口整天守着一个中年妇女，卖各种各样的饮料，五毛一瓶，辣条两毛一条，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零食，都是三无产产品，这还是在宝鸡市区，在偏远一些，又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糟糕情况了。
我父亲的一生，起起落落，八十年代，他就做起了个体生意，买了一辆卡车跑运输，很快就成了别人眼中的万元户，为此，我和大弟也是跟着享口福，常常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柿饼、核桃酥等，甚至有一次，我还吃到父亲带回来的糖浆，这些在当地是见都没有见过的的美味，核桃、花生、红枣更是成麻袋的往回带，而这些东西在喜宴上也是一桌只放几颗的，核桃更是每人只有半个，可见父亲当年有多么风光。
如果一直这样，我想我的家庭条件会越来越好，但是，祸福相依，不久后，父亲做了一笔生意，这笔生意搭进了他的全部积蓄，还有六年多的大好时光，最后被骗得一干二净，心力交瘁。
那是因为邻村有一个人，也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拉着父亲去买黄金，而卖黄金的则是更远处的一个村民，说他挖出了祖上埋在地下的金条，有好几根。黄金，在当时可算是稀奇物，村里人都没有见过，不像现在的金店，大街上随处可见，金首饰更是结婚时必不可少的物件。那时，民风普遍淳朴，自己说有黄金，谁还会想这是假的，没有干嘛要说有呢，况且都是本地人。
其实，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我们的远方亲戚已被骗光了积蓄，但误认为自己财力不够，于是就拉上了父亲这个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而父亲也就跟着上当了。我的父亲并非没有头脑，只是他为人耿直，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又很容易相信别人，所以才会越陷越深，直到最后一无所有。
这个骗子比他俩都要小，却把他俩耍得团团转，每次来了只要钱，从不带东西，从父亲这里拿到钱后就走了，挥霍完了就又来了，来了还是要钱，在随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源源不断地父亲这里拿走了不可计数的钱财，因为次数太多，又不打欠条，所以，究竟有多少，父亲也不能准确的说出，只能有个大概的估计。直到把家里的所有钱都拿光了，父亲再也拿不出一分钱的时候，这个骗子才算罢手，又打算去骗下一个的时候，父亲才算彻底的醒悟。
在随后的几年间，父亲开始了漫长的要账过程，要的急了，骗子就会拿一些东西搪塞他，第一次带来一包工艺品，说是挖出来的玉石，有手镯、戒指，还有牛、兔子等，这些都是些玻璃制品，奈何，那时候，这些东西非常少见，父亲很高兴，小心收好，放在家里。因为没有见过玉石，又没有地方鉴定，就半信半疑地留在了家里。我假期回家后，看到这些东西，就告诉父亲，县城有一家小商店，里面就卖这些东西，父亲半信半疑，直到开学后，我把父亲带进那家店里，父亲看到橱窗里的那些东西，和骗子拿来的一模一样，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第二次，骗子又给他了一根铜条，仿制金条的样式，说是金条，父亲托人一看，是铜的。这根所谓的金条，就一直同很多杂物放在家里的抽屉里，前年我回家，无意中翻了出来，顺便带回宝鸡，就当我书画时的小镇尺。
在几年的时间里，骗子从父亲手中拿走了无数的钱财，最终却只落下这些一文不值的东西，是可笑，还是可悲，或许，都有吧，包括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觉得是那么的荒唐，然而，这一切都真真切切的发生在父亲的身上。这对我的家庭生活产生了长久的，不利的影响，它就像一片阴霾，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使我的家庭生活质量从此一落千丈，父亲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走上了漫长的还债道路，他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还清了所有外债，终于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才迎来了生意上的东山再起，这是后话了。
那个时候，买卖黄金是违法的，这些交易本来是私下进行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十里八村都知道父亲买黄金倒灶了，倒灶是陕北方言，意思就是由福转穷的穷光蛋。
头几年，是骗子频繁地到我家拿钱，后几年，是父亲找骗子要钱，为了找到骗子，父亲不知往骗子家来往了多少次，来回一百多里的山路，白天也是走，晚上也是走，那几年，我的感觉，在父亲的意识里，已没有了时间放概念，什么时候想走就走了。什么时候干完了活，就走了，可能，太阳落山的时候，还在地里，回家路上，就没了人，我们都知道，父亲又去找骗子了，然而，每次的结果都一样，天亮的时候，父亲又回来了，来回一百里的路，一个晚上就打个来回。母亲不问，父亲也不说，无怪乎两种结果，一种是骗子不在家；一种是骗子在家，可是在家又能怎么样呢。
终于有一天，父亲回来了，那天下着大雨，我和母亲刚被大雨从地里赶了回来，父亲也浑身湿漉漉地回来了。无疑，他又从骗子家回来，脸色很难看，坐在炕边抽着老旱烟，良久，才对母亲说：“我看算了，再耗下去也是没用，我再谋划别的出路吧！”
“我看那嘴脸就不是好东西！”母亲说，这话她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我去了家里，媳妇娃，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是可怜。”父亲说。
“骗子可怜，那谁可怜我们呢？”我在心里叫道，但是碍于父亲的威严，我并没有说出口。
“钱早就被糟践完了。”说完，父亲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对于父亲的说法，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也早就风闻，骗子在县城吃喝嫖赌。
母亲再没有说什么，其实她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的人，她亲眼看着骗子从家里拿走了很多钱财，其中还包括父亲给她的零花钱，但是，六年多的时间，母亲亲眼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消沉，家庭一天天的没落，到最后，连给乡里乡亲婚丧嫁娶的礼金都拿不出了。六年多的时间，无论有多少怨和恨，都已没有了当初的强烈感受，对这一切，母亲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或许，她早已料到是这样的结果。
冷雨，让我们三人都湿透了衣服，但每个人的心里更冷，就像那年的绵延的秋雨一样，没有阳光，没有温暖，但那无边无际的日子，看不到希望，可还要继续。
从那天起，父亲果真没有再去找骗子，烧掉了所有骗子打下的欠条，这些欠条只是所有拿走钱财的一部分，但是留着也没有了什么意义。
就此，父亲和骗子没有了任何交集，他终于自己走出了这片荒唐的泥沼，开始回归正常的生活，当然代价是沉重的，不但荒废了大好时光，被偏光了所有积蓄，还为骗子借了很多外债，因而，回归正常生活的父亲，也走上了漫长的还债道路。
我恨透了那个骗子，因为十几岁的我，早已有了清晰明白的记忆，和对事情最初的明辨，更是亲身感受了家庭生活质量的一落千丈，把我从一个生活富足的小公主，变成一个穷娃子。父亲在家里借大帐，我在学校里借小账，因为，那有限的生活费，父亲也不能给我按时送来，往往青黄不接，我只好去借同学的，等到父亲什么时候凑齐了，我再还给同学，这样的日子，几乎涵盖了我后来的整个学生时代。
几年后的一天，我同那骗子同坐一辆卡车回家，我们坐在车厢的两边，一路无话，但是，我内心的愤懑，不时地撞击我的胸膛，我真想冲上去给他两耳光，这个——我曾经叫叔叔的人，骗光了我家里的所有积蓄，恬不知耻地从母亲手中拿走她一角一角集起的零花钱，此刻在我的眼里是那么的丑陋，我恨他，那是我第一次恨一个人。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再提起这些往事，我的内心早已波澜不惊，更没有了恨意，尽管，他曾经摧毁了我的美好生活，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灾难性的变故，使我的父亲，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
我今天把这些写出来，也是第一次详细披露了发生在我的家庭的变故，无论它曾是多么鲜血淋漓的伤口，三十多年的时间，足以平复一切伤痛。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从头至尾都没有公布他的姓名，甚至连他的村庄的名字都没有提起。
如今，我的父亲已七十岁了，而当年的骗子也年过花甲，无论他还有什么样的花样，在这个网络如此发达，法治如此健全和透明的时代，他不会再掀起什么风浪了，况且，他也是一个老人了，要怪就怪父亲生在那个社会转型的大时代，打开的窗户，有新鲜的空气，也会有蚊子。
这是父亲的灾难，也是父亲一生历程中一个大大的波折，同时，也是我成长的记忆，我的人生，我的故事，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但是，谁也无法改变命运的车轮，更无法修改过去。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这样的人生，就会有那样的人生，其实，哪一样都是我们的经历，只是不同的过程产生不同的感悟，无论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学会享受，更要学会承受，因为只有困难，才会使我们真正的成长，也只有苦难才会使我们真正变得强大。记得高尔基说过，“苦难是最好的大学。”
尽管这些记忆并不美好，但它却真真切切的存在我的大脑里，促使今天的我用文字记录下这一切——这段发生在三十年前，早已尘封往事。
但是，相比小弟，我和大弟至少感受过，父亲曾带给我们的优越生活，在很多孩子还穿着补丁衣服的时候，我就穿过呢子上衣，那鲜艳大红色，甭提有多漂亮了；大弟的皮夹克、皮鞋，穿上甭提多神气了。而且，对于我们的所有要求，父亲都会一口答应，在他下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回来。他的每次回家，就会像过年一样，我们不但有美食，还有新衣服、新鞋子，甚至还有新玩具。尽管，这样的日子很短，但在我们的童年时代，都是最美的记忆。
然而，小弟却什么都没有，他一出生就经历着家庭的贫穷，没有像样的衣服，更没有吃过什么美食。当很多外地水果，走进农村集市的时候，很多孩子都吃过，然而，小弟却没有，直到几年之后，母亲才给他用两毛钱买了一根，至于别的，他从不敢奢望。这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家庭条件，比起很多一般的农村家庭，都要差太远。
我和大弟都在外地上学，父亲要外出务工给我们挣学费，家务和地里的活计，就留给了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弟弟很早就参与了家庭劳作，从他刚会走路，还不会说话，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就已开始给母亲搭把手。比如，喂猪的时候，会替母亲去驱赶到处刨食的鸡；打扫院子的时候，给母亲拉来那对他来说十分沉重的铁锹。再长大一点，就帮母亲放驴、割草，甚至去抬草垛，草垛是母亲捆好，用驴驮回去，给牲畜晚上加草的，尽管母亲捆得很小，但是，相对小弟的年龄，那太大了，有时候路过的人帮忙抬起，就告诉母亲不敢再让娃抬了，会抬出问题的。其实，母亲也知道，也不想这样作，但是贫囧的生活，让她又不得不这样作，因为她一个人根本就抬不起。
但是，贫困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影响小弟快乐的成长。那时候，父亲已从那场骗局中走了出来，家庭生活，除了贫穷，一切都在正常渠道上行进，有阳光，有笑声。所以小弟会长时间地伏在草地，静静地看松鼠搬运早已超过它身体重量的苹果，也会揪前桌女同学的小辫，致使同学的妈妈来到我家向母亲告状。我还在雪地上看到过用木棍写出的歪歪扭扭的字，“王青是小瘦狗。”王青是我的堂弟，与小弟同岁，无疑，是小弟写的。另一行同样歪歪扭扭的，“王冠是小肥猪。”王冠是小弟的名字，无疑是堂弟写的，小弟很瘦，只是有一张圆脸，看起来，胖乎乎的。王青，也不瘦，只是长着一张清秀的小脸，他们两个，当年一块上学，一块长大。
当然，他也挨打，我回家后，看到他的鼻梁上又添了一道新的三角形伤口，很深，周围还有些红肿，我问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是老师上课时用书扇他，书是新的，书角很硬，所以就在鼻梁上留下了伤口。
“为什么？”我问。
“下课的时候，高年级学生给老师编顺口溜，我也跟着说了，被娃娃告了。”
“就这？”
“就这。”弟弟带着稚气的声调回答。
“什么样的顺口溜？”
“刘东红，干瘦猴，
没有米，饿不瘦，
他有米，我有猴。”
刘东红，是樊学小学的老师，很瘦，我认识，也是我们亲戚，没想到，下手如此狠。编顺口溜，这对生活在这片生长信天游的土地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况且，这是高年级同学编得。
“那你鼻子流血了吗？”
“流了，”小弟边玩着手中的折纸边说，“后来就不流了。”说完就又开心地跑着去外面玩去了，好像这一切都是很遥远的事了。
“以后再别给老师编了！”我追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句，“再编还要挨打。”我能怎么样呢，老师打孩子，在那个年代，是太平常的事了，孩子既然去了学校，就好像应该挨打似的。
“知道了！”小弟头也没回的应了一句。
无论是什么不愉快的，在孩子的眼里，都会很快消失，哪怕是疼痛，这都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