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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寒，现在外面怎么样了。”站在窗台上，看着渐渐有了人气的外面，严光问着立于身后的宋鼎寒。
“各种物资已经流入城内，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秩序了。”宋鼎寒回答道。
“这样啊…”
半个多月前，秦载赓和龙鸣剑的东路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虽然因为实力的关系没能攻克，但也将成都团团围住。
团团围困之下，除了水尚且能用水井河流解决外，食物却是一点也运不进来。
眼见着城内的粮食一点一点减少，外面的粮食却压根运不进来，城内谣言四起，甚至有不少人想起了过去战乱时，因为没有充足的粮食城内百姓不得不人吃人的事情来。
这时由于严光事先就已经准备了大量的粮食物资，所以公司内部并没有出现问题，但公司内的职员和士兵几乎全都是成都和成都附近的，如今外面一片混乱，家人尚且不知如何，长此以往很难保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好在没过多少时间，外面的东路保路军便已经主动退却了，宋鼎寒等人也是呼出了一口气。
“老板，端方已经带着湖北新军第八镇的第三十一标和第三十二标进川了，张人骏也已经派兵出击镇压保路同志军，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提前发动？”
清末新军是一镇、二协、四标的编制，其中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
第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加起来就是两个团，相当于一个旅或者是半个师。
而且诸省新军当中，唯一能与北洋新军想媲美的就只有湖北新军，1906年秋天，南北新军进行大演习，时人对北洋新军的评价是“以勇气胜”，对湖北新军的评价则是“以学问胜”。
（当时的湖北新军有两个镇的编制，虽然最后仅仅编成了一个镇（第八镇）和一个混成协（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但湖北新军还是成为了除北洋新军外最大的军事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湖北起义，就只能让袁世凯上的原因之一…）
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相比或许还是不足之处，但是却绝非四川新军这种勉强成军的新军可以相比。而保路同志军在成都只有四川新军和巡防营的情况下尚且无法攻克，等到武汉新军抵达后，恐怕…
如果等到四川新军和武汉新军将川乱平定了，那可就真的是万事皆休了。
然而听了宋鼎寒的话，严光却仅仅只是摇了摇头。“时机还是不成熟。”
“还不成熟？”宋鼎寒吃惊道，他可是无法想象四川还能发生什么事了。
“再等等，再等等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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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了皇族内阁，保路运动和成都血案后，四川确实是没法再发生什么事了。
然而四川没有事情，却不代表湖北不能有事情。
早在1911年的5月，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便举行了秘密会议，准备合并成为一个团体然后进行起义，而为首的便是日后“首义三武”当中的两个人，蒋翊武和孙武。
其中蒋翊武是文学社的社长，而共进会则是以孙武为首。
（这里解释一下，共进会算是同盟会的外围团体，而文学社则是独立革命团体，成员500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新军士兵，虽然有些无语满清政府对4000多士兵喜欢文学这么诡异的事情毫无察觉，但实际上武昌起义出力最大确实是文学社。）
虽然两者都是革命团体，而且都有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满清政府，但是在进行合并会议的时候双方还是有着很大的纷争，这个纷争的焦点就是合并以后谁当老大。
在场的虽然都是闹革命的，但是闹革命的也不都是圣人，辛辛苦苦拉出来的队伍转手送人自己当小弟，任谁也不会同意的。（同盟会成立时，若不是黄兴主动让位给孙中山，恐怕同盟会的成立也不会顺利。）
按照文学社的说法，文学社声势大成员多，在新军发展多年，4000多号新军全都是文学社的成员，所以理应由文学社为首，而他们推举的领头人就是蒋翊武。
按照共进会的说法，他们是同盟会的嫡系，而且资金充足，日后革命活动都需要他们提供资金，所以应该由共进会来做老大，而他们推举的领头人就是孙武…
就为了谁当老大的问题，双方一连争执了几个月，最后还是一个叫邓玉麟的共进会成员提议。“我们双方都是革命同志，也没必要争个你高我低，现在革命形势紧迫，我们这样再争下去，反清事业何时才有个结果？这样吧，我们成立一个指挥部，双方的领导都加入，大家都不再用旧名称，各位觉得如何？”
大家争了这么久，也觉得不是办法，最后一致同意了邓玉麟的提议，1911年9月24日组成革命指挥部，双方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不再用文学社共进会的旧称，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而共进会的另一位领导刘公则为总理。（搞宣传出身的蒋翊武做军事指挥，军校出身的孙武却是军政部长，看来枪杆子确实比钱袋子有用…）
同时会上决定，在10月6日发动起义，这一日是旧历的八月十五，取的是当年元朝末年明教“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典故。
只不过就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开会的时候，湖北新军的一些士兵正准备退役，于是便在军营里面喝酒，这个时候排长刘步云过来干涉，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兵营里的革命党人乘机发动，拉出大炮就要起义。谁知这些大炮没有炮栓，放不响，没办法，只好一哄而散。
这次乱七八糟的起事，实在是打草惊蛇之至，湖广总督瑞瀓马上宣布旧历八月十五当日全城戒严，官兵不得离营，弹药严格控制，除值勤士兵外，弹药一律集中存放管理。连中秋联欢会都要提前进行。
好在出于稳定军心方面的考虑，瑞瀓和张彪将这一次“兵变”定性为一般的士兵闹事事件，没有再大规模追查幕后策划人。有人提出要把楚望台军械库的新军工程营调走，也遭到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的反对，并未获得通过。
清军戒严，革命党人10月6日起义的难度就太大了，大家开会一商量，决定推迟到10月11日起事。
八月十五平安渡过，湖北清政府方面稍微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的防范措施有效，“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并没有发生，大步跨过。却不知革命党这边还在密锣紧鼓，抓紧筹备。
本来一切顺利，眼看着就要到起义的日子。谁知好事多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起义前夕，孙武这边又出问题，而且这次还出了个大问题！
10月9日晚，孙武在他的住宅内**，准备在起义时使用。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总之忽然“轰”地一声巨响，炸药误爆，现场一片狼藉，孙武本人也严重烧伤。
孙武的住宅在俄租界之内，俄国警察的效率很高，一听到爆炸声响，马上派人前来查探，一时间里面鸡飞蛋打，外面警笛乱响，孙武等几个革命党人来不及收拾现场，只好迅速撤离，这么一来，住宅里面的炸弹原材料，共进会文学社文件，革命党人花名册，一次性曝光，被俄国巡捕房搜出并转给了当地清政府。
这一次炸药误爆事件，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一声巨响之下，连锁反应接连而起，终于引爆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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