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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有“山东豪杰”之，而山东豪杰实可分为黎阳、瓦岗寨及豆子卤亢、高鸡泊两大集团。豆子卤亢、高鸡泊集团的胡化性更强，在新的君主的选择上，他们提出了“刘氏主吉”，这刘氏指的是勇猛善战的改汉姓的胡人或胡化汉人，这是北朝以来民族迁徙的结果。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一直未纳入关陇集团的系统中，但刘氏入图谶，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新的地区胡化开始之时。
[关键词]山东豪杰；刘氏主吉；唐代政治文化
隋末唐初，神州板荡，逐鹿群雄各树旗帜，称王号帝。但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只有李、刘二氏。“李氏将兴”与“刘氏主吉”，不仅代表了关陇与山东两种势力，而且也反映了两种种族文化。“李氏将兴”，最终导致了唐帝登九五，君临天下；1“刘氏主吉”，在刘黑闼平定后，对唐代政治文化仍有影响，其余波持续到安史乱后。本文试从“刘氏主吉”这一角度，探讨武德年间河北、山东之乱，分析山东豪杰与唐代政治的关系。
一“刘氏为主吉”
瓦岗寨(黎阳)系统的山东豪杰信奉“李氏将兴”，接纳关陇贵族为其领导。李世民改变了关陇与山东联盟中山东豪杰为主的局面，建立了关陇为主，山东豪杰为用的新联盟，以之统一中原，夺取帝位，并建立了贞观武功。同是山东集团，高鸡泊系统的豪杰写下了与之截然不同的历史。
豆子卤亢、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是一胡化更强的集团，这一集团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图谶——刘氏主吉。《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略云:
会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杨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雠，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卜以刘氏为主吉，共往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告之，且请。雅曰:“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众怒，杀雅而去。范愿曰:“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吾久常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非其人莫可。”遂往诣黑闼，以告其意。黑闼大悦，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贝州刺史戴元详、魏州刺史权威合兵击之，并为黑闼所败，元详及威皆没于阵。黑闼尽收其器械及余众千余人，于是范愿、高雅贤等宿旧左右渐来归附，众至二千人。
“刘氏主吉”在武德四年(621)由窦建德部将[1]提出。据《通鉴》卷189，参与谋划的还应包括王胡。“刘氏”无疑是这群人所共同推崇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窦建德部众的构成，再探讨刘氏被提出的原因。
据《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令同县(贝州漳南)安祖率之，入高鸡泊。后建德入人高士达部伍中。后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兵数千人又尽归于建德。自此渐盛，兵至万余人，犹往来高鸡泊中”。张金称被杨义臣所败，“余散在草泽间者复相聚而投建德”。大业十三年(617)，薛世雄率兵3万来讨，建德“悉拔诸城伪遁，云亡入豆子卤亢中”。武德元年(618)，又合并了魏刀儿的部下。据此可知，窦建德所统兵由孙安祖、高士达、张金称、豆子卤亢及魏刀儿部众共同构成。
这些兵士在山东群雄中，最为骁勇善战。《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条《考异》引《革命记》曰:
高士达、高德政与宗族鸠集离散，得五万人，捺涡于四根柳树，入高鸡泊中。德政自号东海公，以德建为长史。俄而德政病死，即有高挡脱继立为东海公……贼之异姓皆欲建德为主，高氏一族不欲更立别人。
有关窦建德与高氏家族之间的火并，《通鉴》未取。此段记录了高士达家族其他成员之名。高士达部伍中由高氏家族统领，而高挡脱等，不类汉名。高氏一族是否为胡人后裔，值得怀疑。
张金称及其部下也以凶猛著称。《通鉴》卷183记载，“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孓遗”。大业十二年12月，金称败而被擒，隋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间，歌讴不辍”。可见金称及其部将确实武勇绝伦。金称被杀后，其部下入窦建德部伍，使建德军更为勇猛善战。
豆子卤亢最早聚集的是“阿舅贼”。《通鉴》卷181记载，高齐以来，群盗多匿于“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的豆子卤亢。大业七年，“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赀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隋书》卷4记大业九年正月乙未，“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略山东”。李德逸当为刘霸道余部。刘部的刘姓为胡人改汉姓最多者，他累世仕宦，可能为部落大人，霸道喜游侠，仍有族风。李德逸其后无闻，代之而起的是格谦。《旧唐书》卷55《高开道传》略云:
高开道，沧州阳信人也。少以煮盐自给，有勇力，走及奔马。隋大业末，河间人格谦拥兵于豆子卤亢，开道往从之，署为将军。后谦为隋师所灭，开道与其党百余人亡匿海曲。复出掠沧州，招集得数百人……时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
高开道因豆子卤亢余部起家，其亲兵义儿有一部分为与之共同逃亡的豆子卤亢亲信。据此，我们不但可以将高开道列入豆子卤亢系统，而且据义儿制，可以推知，高开道即使是汉人，他和他的豆子卤亢部下也都胡化严重。豆子卤亢部众有一部分追随高开道，另一部分则归并了窦建德。
魏刀儿部众源于王须拔。同书卷54《窦建德传》[2]略云:
有上谷贼帅王须拔自号漫天王，拥众数万，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亚将魏刀儿代领其众，自号历山飞，入据深泽，有徒十万。
王须拔自号漫天王，即使不是胡人，也汉化程度不高。
综上所述，高鸡泊、豆子卤亢系统的山东豪杰不但以骁勇著称，而且胡化严重，这一在窦建德军队中也有反映。窦建德及其部将都有不少养子。武德四年，建德虎牢大败，“余党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可见窦建德[3]行养子之制。唐初名将苏定方，“骠悍多力，胆气绝伦”。他在追随窦建德时，“建德将高君雅甚爱之，养以为子”[4]。可见在这部分山东豪杰中，不但主帅，而且主要将领也有养子，用养子建立起一个个类似血缘关系的军事组织，俨然部落兵系统。养子制盛行，正是窦建德将帅胡化的反映。
在兵制上，窦建德所率部伍采用了胡化的军事组织；在将领的选择上，任用最为骠勇善战者的同时，也吸收了山东士子和隋朝官吏进入其集团内部。据《旧唐书》卷54，“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破宇文化及后，窦建德“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因此，窦建德所统领的集团实际上包括山东豪杰及山东士子、隋朝官吏两部分。
除新归附的宇文化及以下的隋朝官吏外，最初与窦氏共同举事的士人与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的结盟是较稳固的。窦建德集团是一以胡化性更强的山东豪杰为中心，集合士人参加的集团，因此，这一集团内部重大事件的决策，仍主要受山东豪杰影响。刘斌劝窦建德救王世充时，“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窦建德救郑，进军洛阳，仍未脱离山东豪杰视洛阳为中心的窠臼[5]。当军队在虎牢不能前进时，建德部下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旧唐书》卷54记载:
凌敬进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
窦建德未必不知道依凌敬之言，郑围即解。但诸将意在洛阳，即使没有长孙安世的重金行贿，对山东豪杰而言，直趋洛阳也比“太行，入上党”更有吸引力。杨玄感、李密、窦建德之败，主要原因都在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对山东豪杰的影响上。
唐平定东都后，窦建德与王世充同时作为俘虏，被送到长安。唐高祖释王世充而杀窦建德，史家多以为不公。实际上，窦建德必遭诛灭，是因为他领导的是一支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与士人结合的部伍，这个集团中无论山东豪杰还是士人，均难为大唐所用。据《旧唐书》卷54，窦建德失败后，其妻兄及所俘隋朝官吏如裴矩等降唐，这部分隋官如魏征等分别为唐高祖、太子建成及秦王李世民所用，但窦氏集团的核心士人并未降唐。据《隋书》卷76《文学传》记载，窦建德中书令孔绍德在建德败后伏诛；中书舍人刘斌专事刘黑闼，后与黑闼奔突厥，不知所终。这些士人均未能效忠新主。武将也是如此，除最早归降的普乐令程名振和胡大恩外，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极少致用于唐者，他们与久奉关陇贵族为主的黎阳、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迥然不同。正因为窦建德统帅的是这样一个稳固、自成体系而不能纳入关陇势力的集团，唐高祖才斩杀建德，以绝这一集团之望。
平窦建德后，河北诸州刺史皆更为唐官，卢士被派为瀛州刺史，李玄通出任定州总管。[6]唐官吏对建德部将多以严刑峻法绳之。《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七月条略云:
窦建德之败也，其诸将多盗匿库物，及居闾里，暴横为民患。唐官吏多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
严治为当时对待窦建德控制地区实施的政策。唐高祖也派遣了安辑山东之人。《旧唐书》卷62《郑善果传》略云:
郑善果，郑州荥泽人也……建德将王琮获善果，诮之曰……建德又不为之礼，乃奔相州……山东平，持节为招抚大使，坐选举不平除名。
高祖派一建德部署藐视的并与建德将领有宿怨的山东士人郑善果招抚山东，显然对这次招抚未抱多大希望。善果选举不平，也在情理之中。派郑善果招抚，令官吏严治建德部将，与刘黑闼再次叛乱后高祖欲坑山东人等殊途同归，这表明高祖将窦氏集团视为异类，根本无法将之纳入关陇体系中。而实际也是如此，窦氏的文臣武将均罕为高祖、太宗所用。《新唐书》卷86《刘黑闼传》在高祖征建德故将后有“将用之”三字，《旧传》、《通鉴》无，当是《新传》以意加之。从当时的情形分析，范愿、高雅贤等被召，可能等待他们的就是杨公卿、单雄信的命运。
刘氏主吉正在这时由这支高鸡泊系统山东豪杰提出。与黎阳、瓦岗寨的群雄相比，这是一胡汉杂揉、胡化更强的集团。窦建德所建的国号夏，也值得注意。除大禹所建夏外，唐以前中国历史上还有十六国时期赫连氏所建大夏。赫连氏为匈奴刘渊之后，此夏国可称为刘氏所建。刘黑闼起事后只将自己原来所称的汉东公改为汉东王，改元为天造，国号仍为夏。卜者是否认为大夏为刘氏所建，故言刘氏主吉呢?待考。
高鸡泊集团的骁勇善战，过当时所有的逐鹿群雄。武德五年(622)，唐太宗与刘黑闼在州决战，太宗用决水的方式才暂时战胜了刘黑闼。《资治通鉴》卷19o胡三省在注文中评论:
按秦王之讨黑闼，前后接战，黑闼之众皆决死确斗，特秦王大展方略，黑闼智力俱困而败走耳。秦王之平群盗，黑闼最为坚敌。
与刘黑闼的战斗是唐太宗平定天下中最为艰难者。两《唐书-刘黑闼传》称，黑闼“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可见这一集团最为尚武。因此，善战，必定成为这一集团的择帅标准。
陈寅恪先生指出，山东豪杰为胡汉杂揉的集团，是北魏六镇营户的后裔。[7]刘氏为胡人改汉姓中最多的一姓。由于本身可能具有的胡人血统，山东豪杰中的刘姓者多善战。《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略云:
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
刘黑闼不但善战，而且更善骑射。[8]被范愿等杀死的刘雅为窦建德故将。范愿在统帅问题上先想到刘雅，可以推知刘雅必定善战，与刘黑闼相类。
刘兰成、刘世彻，也以善战著称。刘兰成，两《唐书》作刘兰，“颇涉经史，善言成败，然多凶狡”。《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条记其克綦公顺，攻北海城，击臧君相，皆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其善于用兵，可见一斑。关于刘世彻，《资治通鉴》卷19o武德五年条略云:
徐圆朗闻刘黑闼败，大惧，不知所出。河间人刘复礼圆朗曰:“有刘世彻者，其才不世出，名高东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将军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然之，使复礼迎世彻于浚仪……世彻至，已有众数千人，顿于城外，以待圆朗出迎。圆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彻知事变，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谒。圆朗悉夺其兵，以为司马，使徇谯、杞二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圆朗遂杀之。
徐圆朗兖州人，曾隶属窦建德。刘黑闼起兵后，兖州等地均群起而应之，可知徐圆朗也是附属于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因而他也信奉“刘氏主吉”，在刘黑闼败亡后，欲迎立另一刘姓为主。刘世彻“名高东夏”，徇谯、杞二州，“所向皆下”，可见山东人对其之心悦诚服。刘世彻不世出之才当也是战略统领之才。宋代洪迈在读史之时，慨叹“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离乱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而被洪容斋推为天下奇士的唐人就是刘兰成与刘世彻。[9]刘武周也可视为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旧唐书》卷55记载，武周为“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
刘武周在关陇称帝，骁勇善战，震骇关中，也是唐统一战争中的一个劲敌。
据上列诸刘之例，可知在山东豪杰中，刘姓者善战，可能是一显见的普遍事实。因此，窦建德余部在择帅时，鉴于隋末唐初山东豪杰中善战者多为刘姓之人，在统帅的候选人上提出“刘氏主吉”的原则，希望以此号令建德余部，继续与唐作战。
范愿等推举的刘黑闼确实不负众望。这不仅表现在刘黑闼的骁勇善战使州之战成为唐太宗统一战争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而且在刘黑闼的统领下，这部分山东豪杰也利用了自己的图谶，形成了新的核心，不为关陇集团所用。“刘氏主吉”真正做到了与“李氏将兴”分庭抗礼。
刘黑闼举兵后，窦建德旧将多杀唐官，举兵响应。刘黑闼州失败后，逃亡突厥，引突厥入寇，流亡在鲜虞的故将曹湛、董康买等复举兵应之。转眼之间，刘黑闼等又尽复故地，迫使一向能征惯战的淮安王道玄败没，齐王元吉畏惧不敢进。最后李建成用魏征之计，采取释酋抚遣的方法，才侵黑闼，但“其党北遁”[1o]，终未为唐所用。刘黑闼部将的善战，各地豪杰罕能及之；而平后复叛，顽强抗唐的举动更是绝无仅有的。
刘黑闼占领地区的民风也与其他地区不同。《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附其叔父“游秦传”[11]云:
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
廉州的位置，同书卷39《地理志》“镇州稿城”条记载:
武德元年，改为廉州。其年，陷窦建德。四年贼平，复置廉州，领高木城、鼓城、毋极、(鹿城)四县。
廉州在恒、定、深、赵州之间，为窦建德、刘黑闼势力所及，民风“强暴寡礼”。《太平广记》卷253“解嘲”条云: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者即被屠割。
上引《旧唐书-刘黑闼传》记载，范愿称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强暴与宽仁集于刘黑闼一身，虽相反，实相成。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胡化性强，因而民风寡礼，只为窦氏、刘氏之用，正是其胡化倾向的反映。刘黑闼部众的骁勇强悍与顽强抗唐也含有种族文化的因素。《新唐书》卷79《隐太子建成传》略云:
会刘黑闼乱河北，(王)王圭等进曰:“……今黑闼痍叛残孽，众不盈万，利兵鏖之，唾手可决，请往讨，因结山东英俊心，自封殖。”
王珪、魏征等曾劝隐太子利用平刘黑闼的机会结山东英俊，但刘黑闼部将为隐太子所用者可能为数至少。《新唐书》卷78《庐江王瑗传》记载王利涉劝瑗曰:“山东豪杰尝为窦建德所用，今失职与编户夷，此其思乱若旱之望雨。王能使，使悉复旧职，随在所募兵，有不从，得辄诛之，则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可见窦建德、刘黑闼余部与编户等夷，未被擢用。又如《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略云:
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
苏定方为刘黑闼手下一员虎将，从刘黑闼平定，苏定方“归乡里”看，河北豪杰“失职与编户夷”是当时事实，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等并未能结这部分豪杰为己所用。
太宗有瓦岗寨系统豪杰为其效命、尽力，而建成结河北豪杰的举措又未获成功。玄武门事变太宗胜而建成败，山东豪杰的人心向背不能不构成了一个主要原因。从建成未能结河北英俊看，窦建德、刘黑闼集团确实是一自成体系的独立集团，他们骁勇善战，胡化性强。由这一集团提出的当王天下的刘氏，不仅是一图谶姓氏，而且其中亦蕴含着种族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