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零五章 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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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朝廷也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桩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此次教案,在朝廷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百姓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当然,这个提议有些过于偏激,真要如此干离列强联军再次攻打大清不远了。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和奕譞都是朝堂“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以他们的立场自然希望能将列强在大清的所有机构情理干净。

    与此同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其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又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还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

    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两广总督吴可也不免上来凑了个热闹,上折表示支持天津百姓:法人实在太过肆无忌惮,竟不将我大清律令放在眼里,出了事情先以强硬恶劣之态度对付,等到事不可为激起民变又要朝廷承担,世上哪有这般便宜之事?

    况法人此时一身陷安南战场难以自拔,根本就没有精力抽调大军再次北上,最多也就是命远东舰队战船在津门外海耀武扬威一阵,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军事威胁,朝廷要做的是趁此收拢民心。

    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法人‘冥顽不佞’,朝廷大可准许两广清军直接参与安南内战,两广清军保证牢牢牵制法人军队难以动弹,替朝廷分忧解难。

    ……

    “大人,如今中外物议汹汹,咱们这时参上一脚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发生的太过突然,而其影响也发酵得太过迅速,两广方面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教案的事情已经被中外所关注。

    这时候借助舆论出兵安南,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于手下幕僚的担忧,吴可却是很不以为意:“没什么,法国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让步,咱们也能寻机找法国人的晦气!”

    没等幕僚接话,他便自顾自继续说道:“朝廷此时处境十分尴尬,要是这一次退让了,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跟列强说话?”

    “现在,就只能看曾国藩如何应对了,咱们能做的也就是敲敲边鼓而已!”

    ……

    此时已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

    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还没跟法国人正面扛上,曾国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气。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这位公认同治朝“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以吴可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自然知晓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人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就好比后世‘**’之时,坊间流传的盐,醋可防‘**’一样可笑,这举动实在有让人哭笑不得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