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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鸿章剿捻的一系列经过,只要能得到确切消息的,吴可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准确战报,然后作为乡勇队将官级培训班的讨论范例。
这已是乡勇队的老传统了,由于两广多年无战事,为了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吴可通过各种渠道搞来中外战事详略,通过中高级将官之间的讨论与研究,提升自我能力之余接受不同战斗风格洗礼。
虽然这样做有些‘隔靴搔痒’的意味,但总不能想要提高实战经验,便不拿手下弟兄的命当回事吧?
尽管比邻两广的安南国境内战火连绵,作为邻居的云贵两省更是打得不可开交,可惜因为各种原因两广清军都不好插手其中。
在安南国搅风搅雨的黄鼎凤和其部人马,本就是吴可指令两广清军放出去的,他怎么可能派兵过去镇压,要打也得等安南国局势彻底糜烂之后再动手摘桃子。
至于云贵乱局嘛,之前张亮基在位时两广清军积极过去帮忙,眼下劳崇光当政期间就没这好事了,没背地里搞小手段下阴手已经很够意思了。
吴可也明白,一味的训练除了提高手下将士们的技战术水平,保持高水准的状态和纪律,在战斗经验方面的缺失问题十分严重。
别的不说,拉出人数相等的乡勇队与黄鼎凤部人马放对,最后的胜利者依旧还是乡勇队,只不过乡勇队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这就是战斗经验不足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吴可跟手下将领也是搅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办法应对。
首先便是内部挖潜疯狂剿匪,凡是哪里出现土匪山贼防地官府必须第一时间上报,而后由总督衙门统一调派人手大肆围剿。
这样的动作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硬生生把一个帮派林立土匪丛生的两广地区,搞成整个大清都难得一见的良善之地,土匪山贼势力几乎绝迹。
另一方面,则是轮流派出小股精锐部队,进入周边战乱不休的邻居地界,一边做侦察动作一边与遭遇小股叛军作战积累经验,而后回来将战斗经验写成书面文字,作为部队推广学习的课外教材。
这一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在亲历者绘声绘色的描述之下,不仅语言有趣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东西,所谓寓教于乐不过如此。
当然,在张亮基当政期间两广清军也有过几次大型军事行动。
尤其是两广原来的清军势力,不甘于迅速下降的地位,在贵州苗民叛乱达到最顶峰之时,应邀进入贵州山地平叛。结果初战不利,上万两广清军在山地战中,被苗民叛军依靠有利地形击溃惨败而归。
等到吴可急调得力人手入黔稳定局势,打得贵州苗民叛军台不起头,可没过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被调去京城,两广清军也不得不退出贵州战场。
当然如果两广清军硬要留下来的话,估计新任云贵总督劳崇光不仅不会生气,反而还会大加赞赏,可惜的是吴可根本就不会做这等‘傻事’。
还有安南方面,囤驻谅山城的两广清军也没闲着,一边重拳出击清剿安南北部匪患,一边不断派出小股精锐人马向安南中南部渗透潜伏,期间小规模的战斗哪少得了?
这些动作都是采取轮换制度,吴可不想培养出尾大不掉的山头出来,同时还要达到提高手下战士作战经验的目的,目前来看效果着实不错。
除了陆地上的行动之外,在南海伴随两广水师纵横,两广清军将士也跟随船队在南海的诸多岛屿上建设临时营地,同时还参与一些对固定海盗的围剿行动,总之不放过一切有可能提升将士们战斗经验的机会。
虽然分析淮军剿捻经过,其实并不能提升乡勇队对战争的理解,因为淮军虽然装备了火器,但作战模式依旧脱不了以前的冷兵器模式,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再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淮军虽然在近代化军队进程上不如人意,但是其作战模式还是有些可取之道的。
淮军于剿捻初期也十分不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刚开始李鸿章调鲁军三十一个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十一个营。
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
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朝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饬令交部议处。
是时言路纠弹,朝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八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
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行动屡屡受挫。
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三万余人,精锐几乎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杀。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李鸿章督师剿捻第三阶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
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1868年2月抵达保定一带。朝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
朝廷特派恭亲王奕??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十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朝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
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朝廷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而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部分将领“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
2月13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
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
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
因为种种缘故,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关系变得十分恶劣,两人之间理念相差巨大,往往对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两人又都是性格强毅大有主见之辈,而且身居高位每每所言所行影响巨大,因为种种缘故关系逐渐交恶。
这些都是难得的宝贵经验,吴可照单全收化做乡勇队的研究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