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四章 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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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气风发的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在其人生最风光之际,竟然在小小的御史蔡寿祺身上栽了跟头,足可见朝堂斗争之莫测。

    蔡寿祺何许人也?他是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京,中第后服官京曹,并曾在胜保营中稽核军务。他出京后,先后到成都、重庆任职,但官运不佳,直到同治四年(1865)二月才任署日讲起居注官。

    因在宫内听说慈禧不满意恭亲王奕䜣,“平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在弹劾奕䜣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封奏,痛陈时政并指斥湘军人物,以为政治试探。

    看看未受到申斥,又听到宫内的传言,为博取敢言之誉,他便上疏弹劾奕䜣,“一举成为天下皆知之人”。他是个投机取巧苟且钻营之人,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讲起居注官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弊。

    贪墨是指奕䜣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赝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

    骄盈是指奕䜣居功自傲,群相粉饰。“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

    揽权是指奕䜣打击谏官,杜塞言路。他说,遇有空缺,“部曹每得善地,谏臣均放边疆,虽会逢其适,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御史则多改简,以故谏官人人自危”。

    徇私是指奕䜣偏袒左右,庇护部下。他认为奕䜣袒护总理衙门,“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

    在弹劾奕䜣的罪状之后,蔡寿祺向慈禧建白:“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劳成,参赞密笏,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这是声言叫奕䜣交出手中的权力,回家颐养天年。怂恿慈禧罢免奕䜣,剥夺他的一切权力。

    这道弹劾奏折,语句含混意思空泛,缺乏实据不能服人。

    恭亲王之前也不是没受过弹劾,但像这种赤落落撕破脸皮的弹劾还是第一次遇上,当然以蔡某人的身份日理万机的恭亲王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按照正常想法推论,两宫太后能够顺利执掌朝堂大权,多亏了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帮衬,否则孤儿寡母想要掌控朝堂,所需付出代价可不轻松。

    而此时正是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作为洋务运动领袖恭亲王享有着著名望,又岂是蔡某人这么一位小角色能够弹劾倒下的?

    可事情偏偏如此奇妙,某些人可能做不了实事,但投机取巧揣摩上意却是一把好手,为了搏出位甚至不惜干冒天大风险。

    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不敢迟延,于三月初六日齐集内阁开会。他们把蔡寿祺召到内阁追供。大臣们极为慎重,按奏折弹劾多款逐项询问,令其据实逐一答复,并亲写供纸。

    但蔡供实无据。他所指斥的四条罪状,只在贪墨一条上,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但还是风闻不是亲见。其余三条,除奏折上说的含混其词的话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就说明蔡的上疏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

    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争斗经验的老臣,他们还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们的奏折在措辞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又把皮球踢给了慈禧太后。

    他们猜测两宫太后是想适当地“裁减”奕䜣的一些事权,便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三月初七日,他们递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没看他们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谕旨给他们看。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无论是以倭仁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大臣,还是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场根本不算风波的责难,竟然引发那般严重后果。

    慈禧拿出手书的罢免奕䜣的朱谕,虽错别字连篇,但文字尚通顺。由于她平时亲阅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谕的一般用语和通用格式,倒也能让人看得懂。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

    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这哪里是裁减事权,分明是一撸到底。大臣们面色惶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反复无常、性情乖戾的铁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贸然行事,天怒难犯啊!

    大学士周祖培感到朱谕太片面了,又不敢多说,只是建议加上“议政之初,尚属勤慎”八个字。慈禧想了想,觉得加上八个字无关宏旨,便勉强同意了。

    然后马上厉声说道:“此诏即由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她深悉军机处是奕䜣的班底,因而绕开军机处,直接交由内阁办理。由此可见盛怒之下的慈禧在处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䜣上,态度之决绝,行动之专断。

    慈禧的手书朱谕,经周祖培略加润色、点染,便交由内阁明发下来。除上述内容外,关于军机处,交代“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关于总理衙门,则“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至于“以后召见、引见等事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这就是说,慈禧把罢免奕䜣后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应的弥补。

    朱谕发下去了,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不料,上谕发下的第二天,即三月初八日,却又起波澜。惇亲王即上一疏,表示了同两宫太后不同的意见:

    自古帝王举措一秉至公,进一人而用之无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确据,方行摈斥。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亲王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现存的几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谏,平时不大过问政事。但在黜陟奕䜣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却上了一疏,明确表示不同意两宫,尤其是慈禧的处治,慈禧对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视。

    当天,两宫太后便召见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令他们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于明日到内阁开会。将惇亲王的疏和蔡寿祺的折都发到会议上,让他们讨论。并谕令文祥等,到内阁去传达今天两宫太后新的懿旨。这个懿旨说了一些对奕䜣有利的话。

    因此,当天都城内盛传两宫太后“天怒已回,眷顾未替,宫中且多言恭王将复辅政矣”。看起来,事情似乎往有利于奕䜣的方面转化。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三月初九日,两宫太后又变卦了。她们召见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万青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八大臣。

    慈禧对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奕䜣在用人方面百般挑剔:“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时,对惇亲王上疏为奕䜣说情,也极为不满,挖苦地说:“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里明确地表示出,对奕䜣的处分是不可更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