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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务乃暴利，君不见大名鼎鼎的扬州盐商，个个家中豪富银钱无数，联合起来的财力就连广东十三行都不一定比得上。
吴可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为了筹钱也搞过盐务改革，却并没有深入捞一票就抽身离开，免得陷入盐务这个大泥潭中。
历来盐务就是官场大泥坑，就算再清高再洁身自好的官员，在盐务上躺过也得惹上一身腥，因此落马掉脑袋甚至抄家的事儿数不胜数。
吴可又不是很缺钱，乡勇队旗下产业盘子虽不如盐业巨利，但也是日进斗金的朝阳产业，犯不着为了官府的事把自己搭进去。
左宗棠就不成了，他手下楚军战力不错，但没形成像乡勇队这样的军事经济集团，手头虽说不拮据但也宽裕不到哪去。
福建的财政那只能用糟糕来形容，因为太平军肆虐的关系，加上地理位置和土地贫瘠，又要负担沉重的军费财政状况很不乐观。
左宗棠自不会傻到拿自己的钱贴补官府，不是他没这份经济实力，就是他愿意朝廷也不会答应。
再说了，楚军也需要他自己拿钱贴补，就算能匀出部分钱财相对整个闽浙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想要搞钱只得内部挖潜。
盐务自然是最好的目标，只要他不亲身牵涉其中，就不必担心因为财务上的原因惹祸上身。
不久，左宗棠又上奏请求在福建试行票运。他说：”闽省盐务，积弊相沿，已非一日，全纲受病，亦非一端。……计惟改行票运，厘、课并抽，庶可借图整饬。”
于是，左宗棠”毅然有改行票运，试办一年之请”。通过”试办票运，实收实解，方且一洗从前挪移陋习。从前解款半，而今解款倍之，其无侵蚀之事可见。旧商只令照额认为，分别买票帮销，完缴课厘，不准挂欠，一切浮费概行革除”。
左宗棠在福建试行票运还没半年，”所收实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数”，而且”察之商情，均以为便也”。这说明各种”浮费”的数目要比朝廷对盐务的正课高出二至三倍，左宗棠把盐务称作”腥羶之场”、”奸弊之薮”不是没有根据的。
与此同时左宗棠将上自闽浙总督衙门，下至大小盐务衙门规费一概革除，计所裁之数每年不下七八万两，又停收一切杂支之款。是皆向之所谓以陋规太多为苦者，一经厘革净尽，群情欣然，如沉疴之释体”。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建议将盐商历年”积欠带输筹银分别减免，总期商力稍纾，渐能照额买票赶运畅销，或可以盈补绌”。他在福建试行闽盐票运半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于不久前上奏请求将闽盐票运著为定章。
他表示半年期内尽心筹办，取从前销册两相比较，赢绌迥殊。如果著为定章，得人而理，庶几弊尽利生，商民均便，有裨国计，良非浅鲜。设非遇阴雨过多，场壤缺产，地方有事，馆埠滞销，课额当不至过于减少也。……如有额外加买运帮行销者，固听其便；或销数短绌，事出有因，以至本代票额不能买足者，亦似应准予尽征尽解，不限以额，俾纾商力而保利源。
就这样，闽盐票运制度的实施，使得所有愿意运盐的商人都可以通过领票的方式进行较为自由的运销。左宗棠盐务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商民均便”和”纾商力”。这同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的淮盐改革颇有相通之处。
陶澎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商困课绌，发岌不可终日”的问题。道光十五年十二月（1836年1月），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林则徐对陶澍的票盐改革予以赞赏，认为前督臣”陶澍于辛卯纲起，将湖运滞食各岸减轻科则，改行票盐”，是”试行有效”的。
曾协助陶澍进行淮盐改革的魏源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显然左宗棠继承了陶、林、魏的思想和作法。
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对陶澍的淮盐改革表示敬佩，他认为”道光十一年前督臣陶澎创行票法以救淮北之穷，严剔陋规以除准南之弊”是卓有成效的，可惜的是这次改革行之不久便受到”格守遗法”者的干扰，加上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东南，”金陵被陷，盐法荡然”。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准备，左宗棠在今年力主淮盐票运，”定为永远章程，庶几裕课、便民、恤商三者兼权并计推行，尽利其法，乃可大而可久。每于接见僚属士绅时，往复谘商，得其大概，而新旧商贩知事在必行，行之宜有益无损，于是领票认引者纷纷而来。”
从特使口中得知，左宗棠就是依靠盐务改革，不仅革除鄙政还在短时间内搞到大笔银钱，足够他开启洋务运动先期资金的银钱！
不愧是晚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碗角色，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左宗棠的盐务改革可是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想必私底下没少挨骂。
当然以左宗棠的强韧神经，自然对此不屑一顾。不说他乃堂堂的闽浙总督，在闽浙地盘上除了杭州将军和福州将军就是第一人，以他那孤傲的性格也不会把私底下的流言蜚语放在心上。
更别提南方三督联盟紧密，还有两广总督吴可以及云贵总督张亮基不遗余力声援，就算有人或者势力想动什么歪脑筋，也得掂量掂量承不承担的起后果。
“就靠盐务改革，想搞船政的资金也不够吧？”
从特使口中，吴可也知晓了左宗棠办船政所做的前期准备。以满清官场的习惯，想要做什么大事自然得舆论和物质两方面齐头并进。
左宗棠迫不急待地想要筹办船政吴可是明白的，以前的书信往来以及当面畅谈之时，左宗棠就没少表明自己对列强以及大清海防的观点。
他认为西方列强“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应“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进一步看到了战争的危险，认为若列强发动战争，“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他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造船，造船，无论应对战争或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是必要的。左宗棠认为，“无事之时，以泛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釐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
自从有了造船的想法之后，左宗棠经常在朋友聚会之时阐述自家想法，就算转任多地却坚持信念，一再坚持：“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
为了达成心中目的，听说老左可是想了不少主意，更是以其威望和辩才，说服了昏庸的朝廷。可惜此时的朝廷内焦外困，开办经费一节也是筹措维困。当年七月十四日清朝廷谕称：办船政“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至海关结款虽充，而库储支绌，仍需将此项扣款按年解赴部库，闽省不得辄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堤取本省厘税应用。”。
正是因为如此，左宗棠才想方设法的搞钱，没有朝廷的财政支持想要搞财政，资金缺口之大就算吴可没有认真核算，也知道单凭福建的盐务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从国外购买机器，聘请技师，建立造船厂，并创办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哪一样不需花费巨资？
比如吴可手下的两广水师，本就有底子在只需要添加新式战舰，造船厂也是先以维修为主，等到水师将士熟悉了新式战舰后，这才着手建设造符合要求的造船厂。就是如此总督衙门都有些吃不消，更别提底蕴还比不得两广的福建水师。
在此等窘迫的情况下，左宗棠还有雄心办成这等大事，不得不让人配合他的魄力。
当然，作为好友以及铁杆盟友，吴可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只要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不管初钱还是出人他都会尽力帮忙，如果左宗棠的一系列想法能够得到实施的话，对两广水师来说也是好事一件。
“说说吧，季高兄派你过来，可是有用得着本督的地方？”
吴可也没客气，望着左宗海派来的特使直言相问，以两家的亲密关系也用不着玩那些虚头巴脑的游戏，伤感情。
“呵呵，我家大人还真有事请督台大人帮忙！”左宗棠派来的特请轻笑出声，道明了此行最重要的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