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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
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到大清的洋务运动开始萌芽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终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萌芽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
吴可也知道洋务运动势在必行,但问题是恭亲王你们是不是太过高调了点?
当他将这个问题抛出来后,恭亲王显得很不以为意,表示象搞洋务这样的大事,怎么能不在事先做好宣传工作?
吴可郁闷抚额,表示要搞洋务得看实际行动,拿出切切实实的成绩出来说话,光好口号是没用的,要是洋务还没搞便引人敌视就不好了。
他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在京城待了这么些天,早就听到一些不利于恭亲王和洋务派们的传言,只是他吴大总督隐藏得深低调行事起了作用,没被划拨到这皮‘数典忘祖’的洋务派中。
恭亲王听了这话脸上有些不好看,目前他在鼓吹大搞洋务时,确实遇到朝中一干顽固派的大力阻扰。
而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而手握最终决定权的两宫太后明白,在此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大清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强悍实力并得到外国列强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因此洋务派在此时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可是这种优势实在很不保险。
吴可就毫不客气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把洋务运动的希望寄托在深宫大院里的两位寡妇之手,是不是太过草率和不保险了点?
当然,这话他提醒得十分委婉,毕竟恭亲王与两宫太后是叔嫂关系嘛。
恭亲王对此只能含糊以对,正如吴可刚才所言那般,有些东西必须亲自试过才知晓好或者不好,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
接下来,两人又探讨了一番国内局势,吴可认为太平军气数已尽,在湘军不遗余力的疯狂打击下,估计一两年之内金陵之战就会出现结果。
恭亲王却没吴可那般乐观,他认为太平军实力还在,拥兵数十万不是说灭就能灭掉的,更何况金陵经过太平军十年修缮城高墙深,不是说破就能破的。
更让人担心的是,石达开部太平军肆虐西南诸省,将四川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朝廷又断了一处粮草供应来源,时间一久估计太平军还没事清军便坚持不下去了,为此他还特意向吴可请求,希望两广能放开了支援内地平叛大业。
吴可除了‘呵呵’以对还能说啥,要他主动支援两江和湖广作战的湘军,想都别想这样的好事。他也没隐瞒什么直言湘先断两广财路,要两广支援内地战局不是不行,首先得湘军做出表率才成。
恭亲王无话可说,他也知道两将矛盾重重,无论是曾藩还是吴可都不是好相与之辈,要他们向对方低头简直难如登天。
一个巴掌拍不响,想要将这事推行下去光靠吴可一人可不行,还得争取湘军主帅曾国藩的遗愿,不过吴可对此却不抱太大希望。
别看曾国藩名头响亮,是朝廷眼下一等一忌惮之辈,可是他只是湘军的精神领袖,并不能掌握湘军全部战力,除了最为心腹的一小拨人马,大部分湘军都掌握在各自将领手中,听不听曾国藩的命令全看将领心意。
不像乡勇队只有吴可一个声音,虽然此时也形成了好几个军中派系,但还是牢牢团结在吴可身边,战斗力和凝聚力也不是湘军能比的。
他可不相信湘军那帮混球在尝到了大设厘关税卡的甜头后,会因为曾国藩的‘主动退让’而心甘情愿的放弃这样的大好处,想都不用想。
恭亲王显然也明白湘军内部的情况,所以之后没再说这样的‘傻’话,把话题转到了河南还有陕西一带的乱象上头。
此时的大清真可以说得上四处漏风,到底都是乱子战乱频频,自从张亮基离开河南巡抚任上,吴可与左宗棠两大得力臂助跟着跑到淮北赴任之后,可以说河南就没安宁过。
也就是乡勇队主力囤驻淮北那几年,时不时的出手帮衬一二,河南的局面才没有继续恶化,可是后任河南巡抚都不是吴可等人一系,明里暗里没少下拌子出阴招,吴可等人真心没功夫搭理后来关系也就彻底冷了。
没了乡勇队主力相帮,分散在豫南乡勇队出身地方清军也跟着阳奉阴违,整个河南中部和北部乐子可就大了,之前一直被堵在山东的捻军主力脱笼而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四处撒欢搞得整个河南鸡犬不宁热闹非凡。
这样的热闹却是朝廷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可惜捻军实在太过猖狂,数量又多到让朝廷头疼万分,不是说剿灭就能剿灭干净的。
还有陕西甘肃一带的回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不停折腾,地方清军全力围剿效果却是差劲得很,因为当地清军主力早已出境参与围攻太平军的战斗去也,实在没有实力也没精力应付烽火连天的乱象。
总之在恭亲王口中,大清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危险关头,变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不变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得,绕来绕去又绕到了搞洋务的路子上头……
和恭亲王一番闲谈,让吴可知道了不少没注意或者太过偏僻的消息,也算是收获不小,两人一番长谈说了近四个时辰,最后在王府吃了顿丰盛大餐吴可便告辞离开,临行前受邀日子多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走走。
吴可欣然应允,他对于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衙门还是非常好奇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是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
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咸丰十年(1860)朝廷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
经咸丰帝批准,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
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
初设时,奕訢、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举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无不归该衙门管辖,成为朝廷的重要决策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拥有如此广泛的权力,涉及到外洋事务都需总理衙门报备出面,以两广与外洋频繁联系往来的现状,更是少不得与总理衙门打交道的机会,在其初建时好好认认门混个脸熟极有必要,省得以后衙门里的小吏看不清形势尽给两广扯后腿船小鞋。
当然有桂良这位同盟好友坐镇总理衙门,相信不会有那不开眼的玩意主要找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