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呼志强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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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

    著名学者,梵文学家,中国东方学奠基人。季羡林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在东方语种的教学和科研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

    在这一方面,他是蜚声世界的权威。他的老师是德国的梵文大家吕德斯教授,也是以学风谨严著称的。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

    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土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某一个教授做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对我来讲,我好像是没有经过那样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第四学期念完,教授就主动问我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我听了当然是受宠若惊,立刻表示愿意。他说,他早就有一个题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问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时候对梵文所知极少,根本没有选择题目的能力,便满口答应。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佛典《大事》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语,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语言发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对这种语言感兴趣,其基础就是当时打下的。

    题目定下来以后,我一方面继续参加教授的习弥那尔,听英文系和斯拉夫语文系的课,另一方面就开始读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还要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忙得不可开交。此时国际环境和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不但黄油和肉几乎绝迹,面包和土豆也仅够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黄油和面包都搀了假;吃下肚去,咕咕直叫。德国人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在当时,在电影院里,屁声相应,习以为常。天上还有英美的飞机,天天飞越哥廷根上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炸弹落下,心里终日危惧不安。在自己的祖国,日本军国主义者奸淫掳掠,杀人如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书的。家里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这种内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尔睡上一点,也是噩梦迷离。有时候梦到在祖国吃花生米,可见我当时对吃的要求已经低到什么程度。几粒花生米,连龙肝凤髓也无法比得上了。

    我的论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地写下去的。我想,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分量的长的绪论,说明“混合梵语”

    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只有这样,论文才显得有气派。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做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做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动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画上了一个后括号。

    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

    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我感激这一次打击,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我现在也早就有了学生了,我也把我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那里接来的衣钵传给了他们。

    1987年3月18日晨

    【百家在线】

    季羡林先生的成功经验可以压缩成两个字——“勤奋”。

    季羡林读中学时,下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晚上又到一个英文学习社学习,一直到深夜。天天连轴转,持续了几年时间。在哥廷根大学,他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还选修了其他的课,负担已经很重,而当研究吐火罗文的最高权威西克教授提出要教他吐火罗文时,他又遵命学了起来。在德国留学的12年中,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与旅游、晚会、跳舞、娱乐都无缘。

    40多年的勤奋,造就了这座学术的高峰,到老来更加欲罢而不能,工作成了他人生的第一需要。季羡林80岁时说过:“我计划要做的事,其数量和繁重程度,连一些青年或中年人都会望而却步。”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