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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
（1896 - 1989）著名桥梁学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916年以唐山路矿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公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1919年，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1957年，由他主持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198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茅以升外籍院士称号。
我童年生长于南京，在1911年北上投考唐山路矿学堂之前，曾在南京读过3年小学，5年中学。在这8年中，国文、历史两门课程，都受教于柳翼谋先生。我对文学和历史的知识，是在柳师的启迪熏陶下，打下基础的。其后，1922年，我任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柳师亦先一年受聘为东大文史地部历史教授。1948年，我当选为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柳师亦当选为文史组院士。前后30余年间，自髫龄受业，乃至讲坛共事，师生情谊，久而弥笃，回忆旧日斋堂灯火，宛然如在目前，而先生谢世28年矣。追述思益小学和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旧事，存此一段史料，特为比笔记之。
思益小学建于1903年，当时叫作思益学堂，是南京最早的一所新式小学校，由于任课的教师都是社会上有名气、思想上倾向革命的青年学者，人们说它是江南才子办的学堂，深受当时文教界人士所推重。那年我9岁，原在家中从我母亲课读，祖父也有时教我读文章、写大字。思益学堂开办，我便考取入校读书，校址在中正街庐江会馆，校长是陶逊先生，教算学的是位支先生，教国文和历史的就是柳先生。他那时大约二十三四岁，原在南京江楚编译总局担任编辑教科书的工作，曾编《伦理教科书》、《女子修身教科书》和《历代史略》等书，其中以《历代史略》一书，最为人所传诵。我从先生学习历史，就是用的这一书为课本。另一位国文教师是梁公约先生，他能诗、工画，当时文化界人士所用的折扇，以能得到柳先生的字，梁先生的画，便称“双璧”，向人夸耀，亦可见两先生才名之盛。
柳先生和我家有几代世交。先生就聘于南京江楚编译总局，就是出于我祖父的推荐。最近，柳曾符教授将他家收藏的我祖父写给柳先生的书牍墨迹，给我看了。现将这3封信的原文照录，以见老一辈重才爱才之心，又对我国学校教科书的早期编选，报人曾起过传播作用，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1906年，我小学还未读完，就考进了江南中等商业学堂。这所中学，由当时名人张季直、黄思永先生先后任监督，柳先生受聘担任国文、历史教师。因此，我的小学3年、中学5年，都是在先生的辛勤教导下完成学业的。其届先生历在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讲，一时学者如宗白华、陈方恪、缪风林、束世激、王驾吾、胡焕庸、唐圭璋诸先生均先后出自先生门下，有名于世。而我自少年就学之初，即承名师指导：得窥文史学科之堂奥，先人为主，感到终身受益。
回忆当年初入校门，第一次上柳先生的课，便产生一种严肃感。
课堂订有一套规章制度，老师一进课堂，学生起立，师生相对鞠躬，然后老师坐下讲课，学生坐下听课，一瞬间师生肃然相对，好像是准备静心听讲的前奏。现在小学生上课，也要先喊声起立。这一课堂礼节，早在80年前已经建立，说明是个好制度。
柳先生讲课时声如洪钟，目光四射。讲课深入浅出，层次分明，并且主题鲜明，用语生动，使人听得入神，津津有味，而且系统性强，容易记忆。后来有人形容先生在大学讲课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目光炯炯，长髯飘拂”，引起我对先生青年时代上课情景的回忆，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似仍回响在我的耳际。
我在读中学时，学校规定必须住校，功课很严，经常要进行测验，晚间自习，必须自觉地认真复习。记得曹觉民同学考试成绩最好，经常考第一，而我仅列在前10名，并且上下于第8名、第10名之间。因为我爱读课外书，如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柳先生不反对读课外书，不主张读死书，有时在自习时间，复习完了，读点课外读物，柳先生是不加过问的。
我从先生受业8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
先生毕生致力文史，著作等身，但对自然科学亦极为重视，曾参加中国科学社为社员，出席各种学术会议。1937年春间，先生到杭州钱塘江桥工地参观，极感兴趣，赠我七言古风一首，以《茅生以升邀观钱塘江桥》为题：秦皇鞭石不入海，钱江浩浩三千载。
吾门茅生短且悍，麾斥风霆泣真宰。
手提八百钢铁梁，齿衔轮凑随园方。
植之波窟数十丈，高栋矗立天中央。
泺口郑州安足比，彼藉客卿此自起。
万夫邪许忘昕宵，粤赣宁苏旋通轨。
潮为人用永载桥，锋车坦坦潮头驶。
杭人惊诧破天荒，钱缪铁弩诚无俚。
嗟乎读书嗜考工，轮舆图疏攻难通。
茅生绩学乃祖风，水工独步江之东。
为予摄影临长虹，真人天际招髯翁。
誓将从汝江头镇蛟蜃，悔绝往日牖下笺鱼虫。
诗中对钱塘江上的第一座大桥，给予应有的评价。“植之波窟数十丈，高栋矗立天中央”，是深水立基之艰。“泺口郑州安足比，彼藉客卿此自起”，这对当日奋战于惊涛骇波中的全体职工，又是何等的鼓舞。诗之结句“誓将从汝江头镇蛟蜃，悔绝往日牖下笺鱼虫“，更是含有深意。曾有人说，这是柳先生赞扬他的学生的成就，而把他自己淹通经史的学问，比作寒窗下笺注鱼虫的末事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的理解却不如此，而是应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去深刻理解诗人的感慨之怀。原来自从戊戌维新之后，中经政变，不久辛丑和约对朝野之严重打击，在我国知识界里激起救国图存的热潮，因此有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一时有志之士，确是在这两个倾向革命的口号下，深信不疑地作出不屈不挠的努力，但铁的事实、血的教训，终于失望彷徨，卒日趋于消沉。先生在彼时彼地发此感慨，是不足为怪的。否则“悔绝”两字，应作如何理解呢？而“镇蛟蜃”
的一词何所指，这弦外之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自此以后，先生在日本侵略炮火之下，不顾个人安危，将经营多年的国学图书馆藏书廿四万余册，辗转迁徙。抗战胜利后，重回南京，收回劫后余书，重新整理编目，保存了祖国善本图书，迎接全国解放，先生的夙愿，终于得到实现，而先生有关文学、史地以及图书馆学的大量著作，以及校刻古籍之业，对近现代文史的学术研究，影响之久远，自不待言，必有能详言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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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年届67岁的大科学家茅以升见周总理到会，便又一次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的迫切愿望。当着众多科学家的面，周总理紧紧握住茅以升的双手，热诚地说：“茅以升同志，你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你的老朋友、学生在海外有不少，你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联系、团结他们更方便。”
1985年，茅以升的双目由于视网膜病变，几近失明，他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经过深思熟虑，是年11月22日，他给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写了一封长信，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后，他又正式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已年逾九十，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希望与日俱增。为此，特再次提出申请，我愿为**事业奋斗终生！”
1987年10月12日，92岁高龄的大科学家茅以升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入党仪式上，他感慨地说：“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个一贯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战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加入中国**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经验的总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