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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
(1917 - 2003)现代著名剧作家、导演，原籍江苏武进，生于北京东城小草厂的一所大宅院里。1937年后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1949年后吴祖光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其主要作品《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等曾经声震剧坛，1960年回北京实验京剧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编剧，创作了《三打陶三春》、《三关宴》等京剧剧本，所改写的评剧《花为媒》的电影剧本堪称传统戏翻新的典范之作。“文革”后，吴祖光创作了取材于妻子新凤霞生活经历的话剧《闯江湖》。
已是严冬“五九”的开始，离春节虽然还有十二天，但是已经不时听见鞭炮的响声。渴盼着早点过春节的年轻人急着放鞭炮，憋得手都发痒了。
大街小巷里早就开设起一个个的鞭炮摊，常常看见孩子们在摊子前头拥挤着。记得去年春节前我去香港，由于香港九龙是严禁放鞭炮的——为的是怕和抢劫犯的枪声混在一起难以识别——很多香港人即使是为了听听春节鞭炮的声音，也要回到大陆来赶赶家乡春节的热闹。
这就使我回想起儿时在家过春节的情景，那时我们也不说是“过春节”，而都叫做“过年”，只是后来由于提倡过阳历新年了，才用了“春节”这个名字。阴历进入腊月，过年的气氛就开始出现。
母亲忙着煮腊八粥，一定要凑足八样粮食和干果，熬得又黏又烂，加上糖吃起来满口香甜。到了腊月二十三，在厨房里摆上供品，给灶王爷上供，送灶王爷上天。灶王爷每年到这时候就要上天，为的是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年的情况。家家户户都希望灶王爷多给说点好话，供品里主要是麦芽糖粘上芝麻做成的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好叫他“上天言好事”，七天以后从天上述职回来，就是“回宫降吉祥”了。我是全家最大的男孩，所以不论是送灶或是接灶，都得让我恭恭敬敬地跪下磕几个头。身上穿的是母亲新给做的蓝缎子棉袍黑马褂。
现在一想，可不就是舞台上和电影里地主小少爷的那身打扮吗？虽然我们家从来一寸地也没有，父亲只是满架图书字画，却背了一身债的穷做官的。
但是这个春节里该做的事真不少。从祭灶开始就紧张起来了，首先是忙着收礼和送礼，差不多每天都有人送礼来，家里也每天派人送礼出去。一般是五样礼物，酒、点心、糖果、罐头以及整只的火腿，送去送来，送来送去……啊，有时候收来的礼物竟是一两天以前我们家刚送出去的东西。
接近大年初一的前两天，孩子们，尤其是我就更觉兴奋起来了，因为我看见母亲在把大红纸裁成半尺见方的小块，又采集了很多柏树枝堆在桌上，然后开开锁着的抽屉，拿出一盒子银币来。那时市面上纸币和银元、铜板以至制钱通用。银元有一元和半元的两种，红纸包的都是一元或半元的银币，还要包一枝短短的柏树叶在里面。为什么要包点柏叶，我至今也不懂。
孩子们最高兴的是得到这样的红包。一块钱能买到很多鞭炮。
鞭炮的品种很多：大的，小的，钻天的“二踢脚”，满地乱转的“耗子屎”和一声闷响的“麻雷子”，还有一层层戏台样的“花盒子”……如何得到红包呢？就是给大人磕头拜年。从三十除夕夜晚开始到大年十五灯节这一段时间里，孩子们像磕头虫一样到处给人家磕头拜年。磕头是从除夕夜辞岁开始的，一个年过下来，孩子们总可以得到一笔够花的钱，买吃的买玩的大人都不管。
在我的记忆里，从小最羡慕大人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大人很晚才睡，但却逼着孩子们早早上床。而茌过年时候，尤其是除夕这天，禁令取消了。在红烛影下守岁真是令人神往，即使眼睛困得睁不开了，也不愿意回到床上去。第二天刚天亮又起来了，厂甸、琉璃厂是大家都要去的地方，肩摩踵接，拥挤不堪。但是任凭再挤再乱，脖子上挂着山楂串，肩上扛着大风车，手里还拿着新买的空竹，这真是最大的乐趣。更高兴的是，平时最有威严的父亲也变得十分温和，脸上带着笑容。只有老祖母爱说：“不要闹了，不要乐极生悲啊！”果然发生了一场悲剧，我最崇拜的一位大表哥逞能，把火炮捏在手里放，不知怎么点燃了的炮钻到袖子里爆炸了，把一条胳膊烧坏，全家乱成一团。
“乐极生悲”常常就是生活的规律。我回忆儿时度过的快乐春节，也同时回忆起快乐当中的阴影。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到春节前临近除夕夜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就在母亲率领家里几个男女佣工忙着准备年饭以及一些仪礼事项的时候，在大门里，二门外那间所谓门房里总是坐满了一群面孔半生半熟的人，有的坐了很长的时间还没有走。这是些什么人呢？是要账的。
要的是什么账呢？我们小孩子们无须过问。但我却大致知道，有的是属于生活方面的债，譬如米店，饭馆、酒店，绸缎庄等等，这应当说是父亲，母亲和祖母，孩子们共同欠下的债。然而占最大宗数字的则是旧书店和古玩字画店的债，这都是父亲一个人欠下的债。几乎每个星期日，只要是父亲没有“上衙门”的休假日，古玩商、书店伙计总是不断往家跑。摩挲旧书、古玩，爱不释手，是父亲的最大快乐和幸福，然而他也就永远还不清这笔账了。
最温柔善良，从来不和人家红脸吵嘴，连对孩子也从不丝毫责骂的母亲，为了父亲在古玩旧书上的永无止境的庞大开支而埋怨，争论，最后哭泣流泪。我看见过不止一次。
对年三十登门讨账的债主子们敷衍，劝说，总也得付出一些钱来才能把他们一一打发走。虽然这只是我在孩童时代的经历，却至今如在眼前，是我幼小心灵上晴天里的阴天。但只要除夕一过，年关也就过了。那时候好像买什么都可以欠账，讲究三节结账，即春节、端午节及中秋节。节期一过，就下节再说，这是生意人的纪律和一般遵守的道德。
这篇文章从快乐的春节开始到债主子逼账结束。我想重复一遍：这确是生活的规律。我虽然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但父亲、母亲却都是从江苏和浙江来到北京的移民。他们都会说普通话，但是一个说常州腔的普通话，一个说杭州腔的普通话，而祖母则一口常州话，总的说来是南腔北调。所以我家的春节不是真正北京习俗的春节。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夜
【百家在线】
吴祖光曾著文回忆了当年轰动全国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二流堂”的始末缘由。
抗战期间，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团在重庆演出了《兄妹开荒》。吴祖光和一班文艺界的朋友们听到一个前所未闻的名词——“二流子”（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他们都打动了，因为大家生活都没有规律，睡懒觉，吃饭不定时是常事，于是就互相戏称为“二流子”。
有一天，郭沫若听见他们互称“二流子”，就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本想请郭沫若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
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演员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
岂料，这个朋友间的聚会在上世纪50年代竞被视为“小家族”
遭到错误批判，“文革”刚刚开始，无数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纷纷把矛头指向“二流堂”，吴祖光成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出现了“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
直到1979年，“二流堂”一事才被查明，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其时，吴祖光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