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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一1620年),苏州府长洲县有位男子,名叫张国瑞,表字昌伯,娶妻余氏。张家原本也是读书的世家,但从昌伯的父亲起,便不怎么喜欢读书了,开了个布店,成了富翁。传到昌伯时,也继承父业,由于他比父亲更加勤恳,家产又增加了几倍。
一天,张昌伯正坐在店中,见一个人从门前走过,随即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闲看。昌伯正要上去问问,遇到有人来买布,忙了半天,这事便忘了。直到晚上做完生意,将店铺收拾停当,吃了晚饭,清了清账,已是二更时分,这才上床睡觉。
还没有入睡,他就听到门外有些响动,想起来查看,又怕惊动家人,况且门已关好,料来无事。谁知那响声竟然渐渐地到里面来了。昌伯悄悄地爬了起来,藏在门后,只见黑暗中走进一个人来。昌伯一把把他抓住,急忙叫起家人,点灯查问,幸好家中没有丢失一件东西,外面也没有其他小偷。
昌伯仔细一看,那人正是白天在店门外闲看的人,家中所有的人都想收拾这人一顿,倒是昌伯将他们喝住说:“你们不要动手。他又没有偷走我们的东西,打他干什么?”
那人听到这话,知道遇到个好说话的人,连忙跪下说道:“小人家有老母,因无钱赡养,不得已做下这事。念及无知初犯,望先生饶了我吧!下次再也不敢了。”
昌伯笑着说:“你既然到了我家,岂有白来的道理。东西虽然没有拿到,给你一两杯酒,冲冲寒气吧!”
于是叫人暖一壶酒,摆出两碟小菜,叫他坐下。
那人不觉有些惭愧起来,更是有些慌张,心中起了疑心,不敢动筷子。
昌伯说:“你放心畅饮,这些都不会是暗算你的东西。我若要暗算你,为何不乘机难为你一番,难道送了你酒食,再来摆布你吗?”
那人知道遇到了真心行善的人,不敢违背他的心意,便喝了起来。
昌伯见他喝得自在,十分高兴,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我看你不像个坏人,怎么不做些生意?”
那人说:“我叫朱恩,住在城中,妻子扶氏,因前些日子与人家打官司失败,家中十分穷困,母亲又重病在床。我没有办法,只得铤而走险。”
张昌伯听罢,取出一些银子,送给朱恩,要他去做生意。朱恩感激涕零,叩头拜谢而去。
朱恩回到家中,见母亲躺在床上,便将自己半夜偷窃失败,又遇到好人的经过,详细说了一番。
朱母叹道:“幸亏你遇到好人了,真是侥幸之极!你若被送往官府,有什么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办啊!你下次不准再去胡作非为了!”
朱恩说:“我也是无奈之极,只做了这一次,从今以后,依着妈妈的便是。”
母子二人又高兴起来。
到了天亮,朱恩买了一副担子,又买了一些祭品,献过财神,与妻子扶氏吃了早饭,便到门口站着,想找点事情做。
忽然天色阴暗,下起雨来。朱恩正要关门,只见有人走到他屋檐下避雨。朱恩有了本钱,一时间又存了个济人的念头,连忙邀请那人进门坐下,替他烘干了湿衣,随意问了问那人的情况。
那人说:“在下姓乐,表字公济,住在胥门街上,专为别人选择合婚的吉利日子。今早从亲戚家回来,不料遇到下雨,倒是打扰了你们,真是不安。”
朱恩也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番。
乐公济说:“实不瞒你,我原来是代人写状子的,衙门中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近来因为年纪大了,再想想那张状纸上,不知使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性命被害!是个不积德的行当,所以改为现在的行业。在下写的状子与别人不同,只有三言两语,没有不准的。如今就是改了行了,找我写状子的还是不少,我一时不好推辞,只得将就写几张。以后合婚择吉的生意多了起来,我便不再写了。”
朱恩听罢,知道遇到个刀笔高手,不敢怠慢。二人说得投机,朱恩有结交的意思,想日后借他刀笔之力。
这时雨还未停,朱恩便叫妻子扶氏摆出酒菜,留乐公济坐下喝酒。公济见状,脸上便有些不好意思,但肚中实在饥渴,也就没有过于谦让,宾主二人吃了起来。酒足饭饱,公济起身想要辞别,但门外地下泥泞,不便行走,心中正觉为难。
朱恩说:“地下这么湿,怎么好走,等我借把伞来,送你回去吧!”
公济说:“怎么好麻烦你呢?”
朱恩说:“怎么说这些话?我们以后还要往来的,只是不要嫌我贫穷就是了。”
朱恩向邻居借来一双雨鞋,给公济穿了,自已则穿了一双破烂不堪的,送公济回家。
二人在路上说着话,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公济的家中。朱恩看了看,只见公济的家中布置得十分精致,红窗白墙,堂中挂着一幅名人的字画,案上放着几本大明法律和年历通书,摆着笔墨。
朱恩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便起身告别。刚走出门来,看到了公济为人选择吉利日子、代人合婚的招牌,便停住脚说:“小弟忘了一事,未曾相求。”
公济问:“忘了什么事?现在说来,也并不晚。”
朱恩说:“实不相瞒,我目前生活十分艰难,想做些小生意,只是不知明天是不是好日子,烦请你看一看。”
公济将年历通书查了一查,说道:“明天不是上上吉日,还要再等两三天,到了十七日那天,才是个无往不利的好日子。”
朱恩拜谢而去。
过了两天,眼看做生意的时间快要到了,朱恩赶早起来,收拾好担子,准备出门卖些东西。他吩咐扶氏关好门窗,就走出门去。恰好走到张昌伯的门前,只见有人靠在那里。
朱恩心中吃了一惊,想道:“那人必定是个偷东西的贼。但这时天将亮了,怎么这人还在这里?”
随即喝问了两声,仍然不见动静,便壮着胆子去拉那人。忽然他浑身打了个寒颤,惊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朱恩伸手一拉,只见那人的身体便团团转了起来,他定睛一看,这人却是悬梁自尽的。他伸手摸了摸,已经没有半点气息,不知死了多久了。
朱恩心中十分惊骇,想道:“张公这样的好人家,不知又有什么仇人和他过不去,用这个奸计来害他。”
朱恩想报知张昌伯,又担心惊动邻居;想事不关己地走了过去,却又放心不下恩人,心想:“他既然救了我的难,我怎么不去救他的难呢?让我把这具死尸搬离这里,免得害张家吃官司。”
想到这里,朱恩用砖石垫高了,站上去把尸体解了下来,管他是什么人物,背着便走。走了大约半里地,来到一个桥边,朱恩把尸体放下,又将颈上的绳索解开,捆了块石头在他身上,轻轻地推下水去。然后转身回到恩人的门前,将垫脚的砖石搬开,自己挑着担子做生意去了。
这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张昌伯家对门的一个无赖说起。这无赖名叫刁星,表字德甫,最喜欢无风起浪,惹事生非,诈人钱财。他早就听说张昌伯是个有钱的厚道人,便想得他些好处,只是没有想出妙策。
那天朱恩到张昌伯家行窃时,张家全家大小叫喊起来。当时有个做饭的老妈子,年纪七十多岁了,也出来看热闹。不料冒了些风寒,竟发起病来,两三天便病逝了。昌伯因她没有亲戚,自己为她买棺人葬,又念及她平时勤恳,不忍将她火化,打算把她埋在自己的祖坟空地上,上坟时也好为她烧些纸钱。谁知刁星知道了这事,便打起了主意。
一天,刁星刚出门,便遇到个卖鸡的乡下人,讲好了价钱,便将鸡拿进屋里去了。那人在外面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出来给钱。
直到点灯时分,刁星才走出来,满口赔不是,并殷勤地说道:“你回家已经晚了,不如住在我家,明天早上再回去如何?”
那人说:“你不要取笑,只求将鸡钱给我,我急急赶出城还来得及。”
刁星说:“我已经耽误了你的时间,如不留你住下,心上也过意不去。”
当时也确实天晚了,那人见他说得十分诚恳,便答应住了下来。
刁星见他愿意住下,忙将鸡钱取出来给他。那人心中高兴,又见摆出丰盛酒饭,主人陪他吃着,询问他的情况。
那人说:“我叫虞信之,家里只种了五六亩田,如今缺钱用,只得卖鸡来凑数。”
刁星问:“你如果没有鸡卖时,怎么生活呢?”
他见虞信之烦愁不堪,又说:“我现在有一笔钱财送给你,你愿意要吗?这笔钱财不在我这里取出,多少还要看你的机缘。”
虞信之说:“只是我们乡下的粗人,能干什么事呢?”
刁星说:“不需要你做什么,只要你说几句话,钱财就可以到手。”
于是,将张婆子的死因详细说出,并教了他一番应对的语言:“你就自称是张家的亲戚,找到张家大闹一番,我在中间劝说,多少也可以弄得些油水出来。这难道不是白白地得到一笔大财?”
虞信之听了这话,利欲熏心,竟然答应了。
第二天,虞信之依照刁星的安排,走到张家。
昌伯问他的来意,信之说道:“我有个姑姑,一直在贵宅帮工,今天想来看望她一下。”
昌伯怀疑到:“她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年,从没有见她有亲戚来往,为何刚刚死了,就忽然钻出这亲戚来,也不知是真是假。”
于是心生一计,便将死去老妈子的年龄和来历,详细地询问虞信之。虞信之一时支吾不清,面带羞愧。张昌伯见了这个情景,知道是个假冒的家伙,便不再理他。张家的家人你一言,我一句,把虞信之抢白了一阵。虞信之见张家不上当,转身便走,想急着回家去了。
谁知刁星正躲在门口观看,见虞信之走了过来,连忙将他叫住,问问缘故。虞信之将情况说了个详细。
刁星说:“你这人真是扶不起,就因为这几句话,就怕他起来?”
又将虞信之拉进屋中,摆出比昨天更加丰盛的酒菜来。
二人吃着酒,刁星笑道:“我如今有一条妙计,你如照办,万无一失。”
信之问:“不知是什么办法?”
刁星说:“你今夜必须死在他的门口,便好说了。”
信之吃了一惊,说道:“先生不要取笑,这事怎么能行?”
刁星说:“我是叫你假死,又不是真死。你今夜走到他的门前,做出自缢的样子,我便出来一边解救你,一边叫来地方保甲,还怕他不给些银钱与你?”
信之乘着酒兴,以为刁星必然会来为他做主,竟然向刁星要了条绳子,直接来到张家门口。这时已经是三更天气,月光明亮,信之找了个挂绳子的地方,把绳子挂上,挽了个圈套,便把脖子套了进去。不到半个时辰,灵魂便向鬼门关报到去了。
刁星哄骗虞信之走后,便远远地站着,看着他上吊自缢,才关了门,向妻子水氏说了内情。
水氏说:“这计策好是好,只是太难为了卖鸡的人。”
刁星道:“当今之世,如果顾及他人,自己就得不了便宜。我一心要弄弄张家的银子,不料到了今天,才借卖鸡人的性命完成了宿愿。”
于是又准备了明天恐吓对方的话,这才睡下。谁知身体困倦,一觉竟睡到天亮。水氏将他从床上推了起来,他才急忙跑出门去。刁星出门一看,对门张家却是毫无动静,仍然像平时那样热闹,就是左邻右舍,也没有人来向自己说起什么。
刁星心里十分奇怪,惊讶地想道:“怎么张家门前竟然没有一点迹象?难道是张家知道了,早已将尸体藏了?”
只因心怀鬼胎,又不便问别人,只是后悔赔了两顿酒饭。于是,心中更加放不下这事,只希望能打听到张家移尸灭迹的证据。过了几天,张家仍然没有动静,刁星心中纳闷不已。
再说朱恩自从那天开始做些小生意,收入还够过日子,心中对张昌伯十分感激。这天他做完生意,看天色还早,有心想到张家门前观望一下,也想把前些天有关死尸的事告诉昌伯。正走到桥边,见有许多人围着说话,朱恩靠上前去,只见横着一个死尸,正是他前些天弄下水的,已经被人捞上岸了。
朱恩心中有些担心,怕牵连到自己。他走上去仔细一看,更是吃了一惊。原来这死者正是自己姑姑的儿子虞信之。虞信之的父亲叫虞伯勤,祖上本是个乡村中的财主,虞伯勤不善经营,家财已经耗去十分之七。到了信之时,更是十分狼狈。朱恩与表兄原来很是密切,只是两家都衰败后,便疏远了些。
那天清晨,朱恩在慌忙之中并没有看死者的面目,现在见到信之的尸体,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失声痛哭起来。
众人正在细问他的情况,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人来,说道:“请到舍下去,我和你商量一下。”
朱恩回头一看,只见这人三纹横在额上,两眼悬着浮珠,巧舌如簧,笑里藏刀。
那人带朱恩到了家中,说:“小弟姓刁,刚才捞了个死人,找不到死者的亲属,正好遇到你,请你写张单子,报知官府。令表兄的死因,老兄想必知道,你说现在怎么办?小弟好替你出头。”
朱恩说:“前天他家里人来我家问消息,说是出门五六天了,都没有回家,我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谁知却死在这里!”
刁星假装惊讶地说道:“你还不知道?令表兄是被人弄死的。这个凶手,就是对面开店的张昌伯。他凭借有钱人的势利,不知为了什么争吵起来,将令表兄毒打痛骂一顿。现在令表兄忽然身亡,纵然不是他打死的,也推脱不了责任。”
说罢,又道:“看起来不像是淹死的,竟像是上吊自缢的呢。如今你去告了他,那份丧葬费用就有了。这是小弟路见不平,一片热心肠,听任老兄裁夺。”
这时朱恩想起前些天发现死尸的事,以为刁星的话可能是真的,但他又受过张家的大恩,怎好忘恩负义。只是虞家没有男人,少不得要他出头作主,万一自己移尸的事被人知道,也是担当不起的。
朱恩踌躇半天,只得说道:“我也作不得主,必须要找我表嫂来出面才是。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再说吧。”
朱恩回到家中,将事情对母亲丘氏说了。
丘氏说:“没有想到虞表兄死得这样惨!但你也不可造次,必须将真相弄清楚。你的性命全亏张家保全的,如是那晚他将你送往官府,咱们全家也饿死了。依我看来,张家这样的好人,不会是凶手,虞表兄的死必有别的缘故。”
朱恩听了这话,来到张家,先谢过了昌伯的救命之恩,然后才问起虞信之的事。
虞信之到张家行诈,本来是没有通报姓名的,张昌伯想了一想,才说:“想必是这个人了。”
于是将他行诈败露的事说了一遍。
朱恩说:“这么说来,我的表兄不知受了什么人的唆使,把性命白白断送了。”
张昌伯吃惊地问道:“这话怎讲?”
朱恩便把信之自缢于张家门外,自己移尸于河中,刁星要他控告到官府的事,详细说了一番。
昌伯听后,不禁毛发耸立,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只得说道:“从来都不相识的人,怎么诈骗起我来了?虚者自虚,实者自实,将来总有说清楚的时候。”
朱恩说:“当今之世哪有什么真假?等你说清楚的时候,家财早已被弄去大半了。只是我承蒙先生照顾,自然会替你周旋。你不用为这事忙碌。”
昌伯再三表示感谢。
朱恩别了昌伯,一路上想道:“信之哪有亲戚在别人家做工?如不是骗局,怎会把性命白白送了?”
他又想道:“诈骗肯定是有的,但毕竟是为争论而死,这却是真情。要不然难道死在门口也是假的吗?如今虽然尽了我报恩的念头,但是信之的丧葬费用,应当怎么办呢?”
朱恩越想越烦心,愁苦不堪,走了半里多路,忽然脑海中闪现了一个念头:“我真是昏了头!乐公济定有见识,怎么不去和他商量呢?”
于是,直接来到乐家,找到了乐公济。
这时已经是掌灯的时候了,朱恩顾不得叙寒问暖的客套话,便把信之的死,刁星的话,一一告诉了公济,求他商量个办法。
公济说:“依你说的情况来看,事情出在刁星身上,明天你去将刁星告了官,就会弄明白了。”
朱恩道:“怎么会是刁星有问题呢?”
公济道:“河中捞出死尸,大家都在仓猝之间,为什么他知道信之是上吊自缢而死的呢?别人为什么又不知道呢?就这个细节,也就有许多问题在里面。”
朱恩这才有些省悟,说道:“这话有道理,但我却没有想到。但是现在应该怎样告他才恰当呢?”
公济说:“我早就知道刁星是个无赖光棍,专门诈骗他人钱财,害人性命。你现在只是告他唆使他人自杀,企图诬陷平民的罪名。不怕他不赔偿你表兄的性命。你表兄有没有儿子?表嫂姓什么?你先说给我听听。”
朱恩说:“他没有子女,表嫂姓艾。”
公济说:“你明天同表嫂早些到县府来,我要教她见着官员应该怎样说。然后我再去呈递状子,给被告刁星来个措手不及,毫无防范,这才是上策。”
刁星在家等到第二天,满以为朱恩会来,便可和他共商大计。不料左等右等都不见朱恩的影子,不禁焦躁起来,想道:“他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既然不来,我是张家的邻居,自己去报官,看他认不认账。”
正要去写报官的单子,忽然见到几个公差走进门来,要他去衙门一趟。刁星吃了一惊,不知道为了何事。等到他看了传票时,才知道是为了虞信之的事,原告是虞信之的妻子艾氏,陪告正是朱恩。
刁星心中怨恨不已,对公差说道:“我又不是凶手,也不是应当提审的犯人,他们告我有什么理由?”
公差道:“我们不过是奉命而来,你是不是凶手,我们哪里知道?老兄应该到官府面前辩明道理才是,和我们说这些也是无用的。这几句话,也抵不得钱用,我们的差钱酒饭,也少不得请你拿出来的。”
原来,公差传拘有关的人,要给些差使费。
刁星说:“这差使费,自然有人会出,我却不能代劳。等明天我说出哪个是真凶,他是个富翁,再由他全部数给你们,怎么样?”
公差说:“这话说得倒好!我们是按传票上的名字找来的,又不认识什么富翁。虽然承你盛意,但是这差使费还是要收的。”
刁星耍赖说:“你们是凭票拘人,没有说过要凭票取银子,为什么要我出差使钱?”
众公差勃然大怒,喝道:“你说得对,是我们错了!得罪了不要怪我们!那就一起走吧。到了官府听候审讯,如能找出其他凶手,我们就不敢上你的门了。”
说着,将刁星扣押着便走。
刁星笑道:“冤有头,债有主,还不知是谁偿命哩!跟着去一趟也不是什么难事!”说罢便随着公差,一直走到县衙门。
刁星见衙门厅堂上挂的审讯时间,安排在明天,便要回家写个申诉状。那些公差怪他不愿出差使费,不要他回家,竟把他关在衙门的一间房内。这些人为什么愿意为朱恩出这么大的力呢?原来都是看在乐公济的面子上。公济与衙门中的朋友,都相处得很好,只要是帮助公差承担事情,都做得十分周到;如果公差需要钱花,从不缺少一分一毫,所以衙门中的人对他都言听计从,办事非常乐意。
这长洲县知县名叫藤云霄,进士出身,极有威风,十分清廉可敬,更有断案的才能。到了第二天,原告、被告等一批人众都出堂候审。
藤知县先传唤艾氏,问道:“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是刁星谋害死的?平时他们二人有仇吗?”
艾氏说:“我的丈夫名叫虞信之,因家中缺粮,没有其他办法,便去城中卖鸡,以便接济生活。他到城中去了二十多天,都没有回家。昨天朱恩来报信说,虞信之已经被刁星谋害了。我心情急迫,故此向老爷投递状子。平时和刁星其实也没有什么仇。”
藤知县叫她跪在一边,立即传唤朱恩,喝问道:“你有什么真凭实据,知道是刁星将虞信之谋害死的?既然知道真相,为什么当时没有马上报案,直到今天才来告状?这显然是欺蒙官员,诬陷平民了!”
朱恩说:“小人和刁星从来都不相识,为什么要诬陷他呢?前天小人偶然走到桥边,看见横着一具尸体,是从水中捞上来的。我上去仔细一看,没有想到死者便是小人的表兄。当时大家都在场,不知道死者是上吊自缢而死的,只有刁星一人知道,说是死者上吊自缢后被人拖到河中的。只这一点,就有令人怀疑之处。”
藤知县又叫朱恩跪在一边,唤过刁星来,问道:“你是怎么将虞信之谋害死的?从实招来!”
刁星说:“知县爷爷在上,这是他们冤枉小人。那虞信之,如果说要谋他的财,他又是个穷人;如果说要报冤,他又和小人没有仇冤。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谋死他呢?虞信之的死,只是因为一个缘故。几天前,小人见他和开布店的张昌伯争吵,被昌伯痛打了一顿。小人再三劝阻都不听,以致信之心生愤恨,自杀而死。张家看不惯小人住在他们对面,因此诬告小人。”
藤知县说:“失足死于河中也是常事,你怎么知道他是因愤恨自杀的呢?”
刁星说:“我见他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
这时,藤知县已经有五分怀疑是刁星搞的鬼,另有五分怀疑是张昌伯的责任。
藤知县吩咐传讯张昌伯,才好定夺。
昌伯被拘到县府,当堂跪下。
藤知县问道:“你是张昌伯吗?”
昌伯道:“小人便是。”
又问道:“虞信之和你争吵后,是什么时候被逼死的?快快说出来!”
昌伯说:“小人家有薄财,知道礼法,怎敢无端地将他人逼死呢?”
刁星在旁边插嘴说:“你前些天和他吵架,他见你有钱有势,吵不赢你,含恨自缢而死。你怎么还想欺蒙县太爷!”
藤知县将刁星喝住,不准他多嘴,转过来又问昌伯道:“他为什么和你吵架?”
昌伯便把老妈子病死之后,他忽然来自认亲戚,因经不起盘问,讨了个没趣便离开了的事,从头到尾,详细诉说了一遍。
藤知县又问刁星道:“当时你在不在场?你怎么看见他们吵架的?”
刁星说:“就是没有看见,他们吵架也是事实。”
藤知县说:“你身居出事地点,看见虞信之死了,就应该报官,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被别人先告发这事?”
刁星说:“本来是想立即报官的,只因昌伯匿藏了虞信之的尸体,小人又没有查到证据,所以不敢乱报。只是这擅自移尸的行为,便是一个罪名了。”
藤知县喝道:“胡说!他匿藏尸体,你如看见了,就应该止住,不许他移开了!”
刁星说:“他如要藏尸,小人从哪里知道呢?”
藤知县大怒说:“你这奸滑险恶的奴才!在本县面前,还敢巧言惑众!你既然不知道真相,怎么敢擅自诬陷他人?”
刁星支支吾吾,不敢开口。
藤知县知道他心虚,喝令左右公差将刁星施用夹刑,用棍子将双手夹起来。那两边站着的公差正在怨恨刁星不给差使费,便重重使力用刑。刁星虽然是个无赖,但从来都没有受过苦刑,一时之间竟熬不住了,只得把虞信之卖鸡开始,直到引诱他自缢的事,全都招了。公差这才放下了夹棍,将口供录了。
藤知县进一步又问道:“这就是真相了。那个尸体为什么又被弄开了,难道是想要给张家增加个移尸之罪吗?”
刁星道:“小人开初不过是想借此要张家出几两银子,本来并没有想要叫他偿命。人都死了,怎么会又去将尸体移走呢?求县老爷详察。”
藤知县便对张昌伯说道:“这不用说,定是你移尸避罪的计谋了。如不用刑,怎么肯招呢?”
喝令左右也将昌伯夹起。
朱恩见状,连忙上去禀报道:“这是小人的事,不敢害了无辜。”
藤知县道:“为什么是你的事?”
朱恩不敢隐瞒,便从自己行窃张家、张昌伯赠银说起,把自己改过自新、感激昌伯的恩德,当时又不知道死者是自己的表兄,所以移尸的经过,全都禀告清楚。藤知县见朱恩为人诚实,博慨揽过责任,心中也同情他,不十分追究,只责备了他几下,以了结案子。
张昌伯虽然不是威逼他人致死,祸却是由他引起的,罚银二十两,作为艾氏埋葬虞信之的费用。刁星居心不良,设计陷害他人,酿成人命,判为死罪,监候处决。艾氏和朱恩等人一齐放回家中。
乐公济在门口迎接众人,与张昌伯相见。
朱恩为昌伯介绍道:“这就是乐先生,大名公济。今天的事,多亏乐先生指教,才得以清白。”
艾氏、昌伯便向公济再三致谢,各自回到家中。
后来刁星死于狱中,他的妻子水氏又改嫁他人。可见天理昭彰,人算不如天算。
这场官司,多亏了朱恩。张昌伯虽然花费了二三十两银子,却免去了刑苦和破家的结局,心中十分感激。于是,张昌伯准备了两桌酒,邀请朱恩、乐公济一起欢聚,稍尽情意。
酒至半酣,昌伯从袖中取出三十两银子,送给朱恩,并说道:“朱兄拿去做个本钱,开个小店铺,也可以将就过日子,不必在路上吃苦了。”
他又取出二十两银子送给公济。公济谦逊了一阵,也收下了。
朱恩却再三推辞道:“这些事情,怎能受他人冤枉?一来是先生平时有大德,自有上天保佑;二来是遇到官府清廉,又承蒙乐先生指教。我朱恩有什么功劳,怎敢接受厚赐?”
公济说:“恭敬不如从命。你们今后相处的时候很多,有的是报德之处,还是接受了吧,大家彼此相安。”
朱恩听了这话,不敢再推辞。三人尽欢而散。
朱恩从此做起生意,后来成为有钱的富人。乐公济又为朱、张两家作媒,联了婚姻,世代往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