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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得很快，几个月时间冯友贤推荐的“千里雪”明显大了一圈，张宁骑在它的背上，它昂起的头颅与征服者趾高气扬的气势十分相配。张宁抬头在战火蹂|躏后的破败城楼，一队士兵已经把黄底朱雀旗插上城头。
而城门外跪伏在路边的官吏，已经尊严丧尽屈膝求生，连正眼都没被上一眼。常德府里许多官员已经跑了，但仍然剩下有许多官吏，这些多半是当地的地头蛇，他们家族财产都在常德，平时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是直接掌握基层权力的人。
皮鼓的敲击声中，一队队朱雀军将士队形整肃正式开拔进入常德府城。无数的铁鞋整齐地践踏在地面上，发出震慑人心的响亮脚步声，光是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声音，就仿佛昭示着武力。就近的桃源、武陵等地已快速地投降，相信西南面的龙阳县也会投降的。各府县可能不太拥护“叛军”的进占，但他们也不想为这场内战做出无谓的牺牲彰显气节。
“非常人做非常事，也只有于谦敢这么下令。”张宁回顾左右感叹了一声。
大伙随即零星笑了起来，多半带着一些嘲意，也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这样嘲笑他人。不过他们大多误解张宁的意思了，张宁并没有嘲笑于谦的意思。
他想起了史料上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当时京营几十万精锐几乎丧尽，满朝都笼罩在悲观的气氛中、甚至有人主张迁都，但于谦成为了主战派受命于危难；而这次他却这么轻易就放弃退却，着实与张宁印象中不太相符。不过在张宁理性的思维里，从战争本身的角度于谦这么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朱雀军的火器方阵已经领先了这个时代的军事发展，官军的常规步军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火器方阵的。
一个明朝人难免思维局限于当时，何况是一个文人，于谦能这么快认识到战争形势，而不是固执在兵力数量的观念上，这也让张宁有些意外。
就在这时，永定营指挥韦斌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只可惜马兵团没能及时追击，否则战果要大得多。”
韦斌明显是针对冯友贤表示不满和责怪，除了对事，恐怕也对人。冯友贤本来就是新近加入的人，却一来就身居重要位置，难免和朱雀军内的老人有些隔阂。
陈盖是韦斌的部下，本就是个口无遮拦的人，此时也用似乎玩笑的口吻道：“冯指挥不会是不忍心追打穷寇，故意放了一马吧？”
冯友贤的脸色十分难，这句“玩笑”连张宁都觉得有点道理，冯友贤极其投诚部将对官军确实不够狠……不过这在张宁来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说明冯友贤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极端之人。
张宁便为冯友贤说了两句：“连我也没想到官军真要跑，事前你们谁会这么想？等到确认事实了，才调冯指挥用马兵追击，他一定是担心冒进中计才走得慢……冯将军，是不是这样？”
当时官军主力除了从水路撤走一部分，大部分经龙阳城向益阳撤退，丢弃了大多辎重却带走了大量的马匹。张宁中军从诸多迹象才断定他们确实要跑，即刻调马兵团追击扩大战果，而骑兵指挥正是冯友贤。
冯友贤正色道：“王爷明鉴，正是如此。我军出动越过龙阳城之后，敌军大部可能已经接近益阳了，当时不仅龙阳县诸城仍在官军之手，益阳等地守备也不弱。我骑兵孤军深入，周围都不是我们控制和清楚的地方，末将心里有些担忧，以至误了事，请王爷责罚。”
“谨慎一些也不是多大的错，虽然结果因此失了战机。”张宁点点头，然后伸手和气地拍了拍冯友贤的膀子，对左右说道，“不管怎样，石场湾一战，决定全局。冯将军当之无愧的首功，诸位有谁不服？”
冯友贤急忙放低姿态拜道：“不敢当，末将实在当不起首功。若非王爷统筹全局、韦大人（韦斌）善断战机，末将哪里能立功？末将不过听命行事，做了分内事而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他是一口官腔说得尚算老练，表情姿态也极尽谦虚真诚，但张宁实在不觉得这番话是出自冯友贤的本心。他冯友贤正当青壮，如果真那么谦虚没有野心和上进心，就应该在家种地、而不是转投朱雀军重新出山；冯友贤这么说，恐怕只是不想得罪人而已。
张宁也不点破，只是语重心长地说道：“前路仍旧艰险，望诸位勿忘大局，凡事以公正，不能让有能力有功劳的人寒心。”
这句话明面上是对冯友贤说的，实则是说给在场的文官武将听。
终于有个将领开口道：“冯指挥领首功，兄弟服气。”众人纷纷附和。
韦斌最后才开口道：“说起石场湾之战，某人也认冯指挥的能耐，改日稍闲了，营中的兄弟设酒给你庆庆功。”冯友贤忙拜道：“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张宁笑道：“喝高兴便好，烂醉伤身。”
朱雀军开拔进常德城，控制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官军武装全部缴械投降。第二天，连同南部断后阻击朱雀军的几支小股兵马也投降了。
对于俘虏，一些武将嚷嚷着砍了祭澧州死难的兄弟，因为这批官军战俘中就有人是参与澧州之战的覃有胜的部下。但张宁想都不用想就马上拒绝了那些武将的要求。参议部很快就下令，首先清点俘虏身份名册，总旗官以下的官兵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军官则要受到审判，一些参与过屠杀的武将被处死，参议部首次使用了一个新的罪名“战犯”。
张宁要释放俘虏的士卒理由很简单，人们被释放后不太可能对朱雀军造成什么威胁，这只是一场内战；同时通过杀戮削弱朝廷战争潜力的想法也毫无意义，大明各省单是军户籍贯的人都数以百万计，你能杀多少？
紧接着一些常规的法令也陆续颁布，除了对朱雀军内部重申军纪不得扰民犯罪等，安民榜文也张贴出来，新的统治者对当地官军郑重其事地做了许多承诺，以安人心，让百姓各安其事。这些事张宁都没有过问，全是参议部日常做出了安排；张宁再次感觉到自己组建这个衙门的重要作用，着实为他减轻了许多负担，很多他一个人想不到的事，官员们自己就能按照规矩办了。
或许张宁觉得自己需要“创造性”的做法，到常德后又颁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法令，名曰“军民同等”。下令治下各府县，取消军户籍贯，军户一律改为民籍，今后可以科举、经商等不受限制。
这道法令在此时实际上非同一般，以往的军户实质上就是二等民，可能比贱籍好也不会太多，不仅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也受很多限制，不能科举不能经商，而且世袭，和半奴隶差不多。明证就是军户的子女婚嫁一般也是同样籍贯的人，出身民籍的人不太愿意和他们联姻，人们不想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无出头之日。
太祖言“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梦想是好的，现实却事与愿违，大明立国才不到六十年，军队战斗力已每况日下，同时很快就衍伸出无数的问题。
张宁与诸文官议事时，在一篇文章里论述，认为军籍就是一个弊政。他认为国家武备是自上而下每个人的责任，没有理由只让一部分人既负担兵役又出军粮，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公正的做法是上到宗室贵族，文官士大夫，下到黎民百姓，都应该为武备出力。
政令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和辰州一样，常德在城破的那日起就处于朱雀军的统治下，以前的官吏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屈服于铁蹄下仰仗鼻息生存；而朱雀军内部无论文官武将，日常理政军务为要，这种政策和他们利益没有什么冲突。只不过有几个有点见识的文官知道军制实际是出自太祖之手，算是一个“祖制”，不过既然张宁身为太祖的子孙都违背祖制，下面的人并非大儒、谁也懒得管了。
其实在张宁来一种过于不公平的政策，就算宪章祖制也无法长久。明中期以后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因为以前是通过压榨军户来维持国防，很快府兵败坏军费难以维持，转而无奈由国库负担，结果就拖累了整个财政，军费成了国库开销最大的一项；大明朝的财政问题，张宁认为军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废除了朝廷既定的国策，他又没能设计出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不过眼前这个问题还不是问题，他面对的是如何打败强敌，而不是怎么治理国家。
张宁站在常德府的城头上，久久眺望着视线中的河流、原野、山脉，若有所悟地想一个人的眼睛确实也是身处的位置决定的；仅仅几年以前，他从来不真正关心这些事，到的只是自家如何过日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