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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棉、大顺的工业、欧洲的消费。
这是一个整体。
大顺选择了一条非常奇葩的路。资产阶级在18世纪开始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世界市场。显然，世界市场肯定要包括大顺内部市场。但显然，大顺的资产阶级在没有拿到统一的国内市场之前，就先创造了一个畸形的、扭曲的国际市场。
这是大顺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土地广阔、世界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的人口、内部的长久统一。
使得这种奇葩情况，在此时的世界，能也只能在大顺出现。
举个例子。
法国的重农学派的改革，在历史上的评价非常高。尤其是粮食销售的改革——打破了法国的区域性经济，使得在法国内部，粮食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这听起来，确实不错。
但要考虑到……法国的大小。
这句话放在大顺这边的语境下，大抵相当于说：河南濮阳的粮食，可以卖到驻马店去啦！
而在此之前，濮阳的粮食是不能离开濮阳的，必须要受到监管控制的，是不能运到驻马店去卖的。
国家和国家是不同的。大小也是不同的。
在法国，这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法国达成内部统一市场的先驱、就93年风暴之前的预演。
在大顺，则压根算不得事。除非到崩溃的军阀混战的状态，否则，没听说过濮阳的粮食不能往驻马店运。
千里不贩籴的原因，不是因为封建法规定超过一千里不能卖粮食；而是因为必须要考虑到陆运成本的无形之手。
所以，在这种现实下，大顺这边搞出了奇葩的“内部市场有限制、外部市场塑造出了畸形的世界市场”的一套体系。
于大顺而言，原材料靠海外殖民地；市场靠海外和欧洲之前积累的存银；廉价劳动力靠内部地区的地主乡绅们兼并土地弄出来的一波波的失地百姓，历史上他们可是接受过一天两斤高粱米的低价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
而刨除掉大顺这边，欧洲那边的前提，是波托西银矿的无数印加百姓的血泪创造出来的。
没有世界货币，那就没有发达的世界贸易和统一的世界市场。欧洲的金银，充当了世界货币，尤其是充当了东西方贸易的媒介——大顺是个天生缺金银的国家。
因为如果欧洲没有金银，那么东西方贸易就很难发展成世界贸易：这不是说天不生欧洲万古如长夜。而是说……咋贸易？
白银是明顺几乎唯一能接受的进口商品，别的玩意儿根本不要，没有金银自然也就贸不起来啊。
固然说，国民财富不是金银。
但是，要注意的是，欧洲此时有这么多金银，不是靠种植园、甘蔗园弄出来的。那玩意儿，他不是粒子加速器大型对撞机，能点石成金，他只能种出来甘蔗，种不出来黄金白银。
欧洲此时金银上的富庶，和欧洲的手工业，关系真的不大。因为，哪怕是原本的历史上，直到1857年，仍旧闹出来了巨大的欧洲白银流向亚洲的魔幻场景。
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欧洲此时这么富庶，一定是手工业很发达，甚至工业发达，所以世界的财富都去了欧洲。问题在于，欧洲此时在世界贸易中明明是逆差啊，不管是对大顺还是对印度，都是逆差啊。
很多人错误的以为，欧洲的富庶，源于贸易顺差。这纯粹是把19世纪晚期，刻舟求剑到了18世纪。
并不是这样的。
纯粹就是之前挖的金子银子太多了。
金子银子是不可能通过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变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创造的财富，是国富论里意义上的商品，而不是重商主义概念里的财富。
的确，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不是欧洲此时金银这么多的原因——意大利的毛呢工场，只能生产羊绒，不能生产黄金白银。
包括说，欧洲农业革命，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解释不了欧洲白银那么多的问题。
农业革命也没听说能种银子啊。
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富庶，和大顺的手工业品能冲击欧洲，并不矛盾。
富庶是富庶。
手工业发达是手工业发达。
富庶的原因，是因为全世界，包括大顺和印度，都是用金银。尤其是大顺承接大明的货币改革，完全把发钞权让给了对外贸易，欧洲的白银才能大量地、廉价地买到这边的生丝茶叶瓷器等等。
欧洲的金银真的多，多到历史上让大明完成了货币改革、让印度后来也完成了银本位改革。
富庶不代表一些手工业就发达。
也有可能，三分是手工业农业进步、七分是钱多。
所以，欧洲的海量存银，以及极为不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便成为了大顺这边这一套国际秩序或者贸易体系的基础。
仅就棉纺织业而言，可以把大顺、印度、欧洲看成一个不太稳固的三角形。任何一边出了问题，都会引发整个三角的不稳固。
原材料、工业加工、市场，这里面是有很多蛋疼的因素的。
有人说，手工布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机织布。
这句话，看怎么看，宏观上对、具体到一个几十年的周期内未必就对。
而且，这种思维，很容易陷入到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当中。
也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
恩格斯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是和说德国的革与反革里说某某背叛的人民之类，是一样的、无意义的、正确的屁话。
这种经济决定论，是错误且危险的。
放在18世纪，如果以这种机械唯物的、幼稚的、错误的、甚至是将老马的学问彻底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来看待18世纪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极为错误的观点、甚至一步滑向帝国主义甚至是最奇葩的辉格史观的变种——历史上欧洲的殖民侵略，是文明战胜了野蛮，是先进的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
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晕乎乎的自以为是，认为1750年欧洲的生产力、纺织业，已经完全超越的亚洲。于是带着这种庸俗的机械唯物的经济决定论的脑子，反推出诸多奇葩的结论。
事实上，并非如此，也绝非如此简单且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所以才导致了大顺在印度引发的诸多问题。
这种庸俗化的经济经决定，在后世，就是尹里奇的《怎么办》，狂喷那些经济决定论的拥趸。
而在此时，作为逆练的结果，就是大顺为什么一定要先把这个奇葩的、畸形的、缺了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所谓世界市场建立起来，才能解决大顺内部问题的解释。
历史上，从约翰·凯尹发明飞梭、到珍妮机、再到水力纺纱机、再到骡机以及轧棉机，这是一个六七十年的漫长路程。
而直到轧棉机和骡机的出现，才算是让欧洲的棉纺织水平有和亚洲竞争的实力。
用后世的话讲，这算是一种后发优势。
从零开始，从事传统棉纺织业的人少，阻力小。
而且有着军舰、刺刀和大炮，打赢了几次海上的商业霸权战争，靠着殖民地市场，把从零开始的棉纺织业养大。
等到羊毛纺织业体系内的贵族、地主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压不住了。
在这里，就可以明确地说：如果没有大西洋、印度洋的阻隔。那么，珍妮机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存活。
在大顺，珍妮机存活的可能性，为零。
因为这玩意儿纺出来的纱线，牢度很差，只能做纬线无法做经线，需要用亚麻或者呢绒混纺增强强度。
这在大顺，压根就没有市场。你纺出来的纱，纺多少赔多少。
但在欧洲，是有市场的。
因为国家强力不准进口、行政命令不准穿东方棉布、对东方棉布征收重税，这使得这种在亚洲被视作“十足的垃圾”的混纺布，才能够在欧洲的市场生存。
并且因为英国海军的强大，海战的胜利、重商主义和重税压榨下的造舰，使得欧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都受制于航海条例。
这是典型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保护主义的胜利。
故而，大顺想要走完这一步，就不可能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也就是刘玉活着的时候主导大顺改革的思路：技术进步为辅、商业霸权和造舰优先。
直到刘玉死的时候，大顺在欧洲市场畅销的棉布，也不是靠蒸汽机、大型织布机和走锭精纺机，所谓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即便有一定的工业因素，但那绝不是刘玉死前大顺对外贸易的主力。
而是标准的老马说的：前工业时代的商业霸权逻辑，以造舰和海军获取商业霸权。
只不过这种商业霸权和原始积累，因为大顺和欧洲的白银汇率、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被刘玉伪装成了【自由贸易】、【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经济决定论下的先进战胜落后】。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要被批判的。
那么，显然，在大顺，想要完成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型，无非两个办法。
要么，强大的组织力、控制力，稳住旧时代瓦解、小农经济崩溃的剧痛，同时又有极为强力的手段，阻止资本从工业逆流回农业。
不是说，资本去农业就是错的。而是说，在改革和扩张前的条件下，资本流向土地，土地的生产资料要素，远小于金融投机避险要素。大顺的民间资本流向土地，并不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因为在18世纪，大顺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华北进行了两年三熟的农业革命后，亩产已达18世纪的世界巅峰，很难往上升了。
故而说，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控制资本从工商业往土地上逆流——这，几乎是后来东亚必走的路，包括说宝岛的土改，分到地的佃农把土地卖还给地主，那也是要判刑蹲监狱的。
而且，还要有极为强大的、在这个时代要吓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组织力和控制力，愣生生压住转型的剧痛、小农经济瓦解的痛苦。
显然，大顺压根做不到。
要么，就只能选择对外扩张，走先发后发的模式。先发地区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原材料和市场，通过老马说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的模式。
而绝不是很多人想的，什么这个萌芽、那个萌芽的。把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只要萌芽了，经济因素自动作用，就一切都好了。
不是这样的。
说句难听点的，单单刘玉的一小点改革，从贸易中心转移、到盐业改革圈地种棉、再到废漕运，这点相对于大顺而言根本不算伤筋动骨的改革——如果真到那种伤筋动骨到洪天王李闯王遍地的地步，也压根改不成——仅仅这个还远不到伤筋动骨的改革，就死了多少人？镇压了多少起义？布置了多少后手？
商业霸权，说到底还是造舰、刺刀、战列舰、大炮取得的。
而大顺在印度的统治，也不是靠简单的“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进步战胜落后”这些东西。
说白了，大顺打印度的时候，仅就棉纺织业来说，比英国强，但和印度那纯粹是半斤八两。
所以这不是个简单的、抽象的、滑稽的、毫无内容的经济决定的问题。
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残酷的、清晰的、明确的、依靠刺刀大炮的、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摧毁印度本土手工业生产能力和旧经济体系的活动。
目标非常明确：
摧毁印度的棉布出口业。
饿死印度八成的织布工匠，或逼迫他们去种植园摘棉花、或者去纺纱。
通过修铁路和运河，深入内地，瓦解印度的旧经济体系。
依靠孟加拉和南洋的稻米，人为制造印度西北部适宜棉花种植业地区的产业单一化：种棉花、换大米。
通过对稻米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完成对单一经济种植园模式的商业资本的劫夺制建立，强行把印度拉入到大顺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使得原本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印度，成为一个经济上的整体。
简单来说，就是“产业降级”。
通过人为手段，摧毁其生产力，达到产业降级的结果。从一个“棉布故乡”，混成一个“只能种棉花纺纱、却要进口棉布”的地方。
如果只是这样，倒也能稳住了。
但现在的情况，是大顺花了三十年时间，对印度完成了一次“产业降级”之后，准备再来一次。
之前三十年，是从“棉布的全产业链”，降级到“原棉和棉纱”。
而现在，大顺要更进一步。让印度再度产业降级。
从“原棉和棉纱”，降到“只有原棉”。
应该说，这一次产业降级，总算能借用经济决定论的那一套，至少在棉产业上，算是先进战胜落后了经济自发演化决定了。因为这可以说是先进的蒸汽机带动走锭精纺机，战胜了印度的落后手工搓棉。
也算是，补足了大顺这些年顺着当初刘玉鼓吹的自然秩序那一套衍生出的新礼新秩序的最大漏洞。
最开始，刘玉在欧洲忽悠自然秩序、绝对优势、相对优势的时候，大顺是可以打这个“自由贸易”的伪装的。
一方面，是大顺的手工业生产能力，确实远胜当时的欧洲。
另一方面，大顺这边的白银汇率等问题，也确实可以为刘玉的忽悠做隐藏。
虽然说，欧洲那边不是没有明白人，早早看出来了这里面的东西，但奈何他们发声的声音很快被大顺这边淹没了。
加上欧洲各国普遍的反现状、反现实的心态：即各国存在严重的重商主义个管控贸易背景下的物极必反，是以刘玉的这一套东西，被李欗继承扭曲成为“新礼法、新秩序、新天下”后，可谓是大行其道。
但在这一套扭曲的理论中，有一朵乌云，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
那就是印度问题。
印度的棉布，是因为大顺的棉布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廉、或者说大顺的先进战胜了印度的落后吗？
并不是。
印度棉布业的毁灭，源于大顺的海军和严酷的管控贸易、以及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关税控制，使得你印度就算有布，但你卖的出去吗？
去波斯，严查；去西非，严查；去南洋，禁止；去欧洲，严查。
至少，大顺的棉纺织业，在纯粹的经济角度上，并未达成所谓的先进战胜落后的结果。
相反，是大顺的刺刀、大炮、军舰和屠杀，战胜了印度的棉纺织业。
所以，一边大顺在欧洲喊着新秩序、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一边在印度搞关税毁灭、行政限制。
这，总归是会让欧洲一些人琢磨琢磨：他妈的，刘玉说的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他们做的，和他们说的，就像是黑衣主教和白衣骑士之间的差别那么大？
现在，对印度的第二次产业降级，总算是可以补足这个漏洞的。
至少，明面上，大顺是通过“自然秩序”，完成了产业升级。“先进”打败了“落后”，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击败了印度的传统纺车。
这听起来，就好听多了、也顺耳多了。
反正，至少比对印度的第一次产业降级的那一套，更有迷惑性了。
毕竟，印度的第一次产业降级，从棉布降到棉纱，纯是大顺靠军舰刺刀屠杀饥荒禁止出口等解决的，这个大顺自己念《自然秩序经》和《先进经》的时候都有着实太好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