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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被刘钰所描绘的未来熏的如痴如醉，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怀疑。这种不怀疑源于将近二十年的正确正确再正确、胜利胜利再胜利的威信积累。
刘钰说这个是有利可图的，并且一二三四五都讲的清清楚楚，也就解开了这些人内心的诸多犹豫。
他们对投资这件事本身，绝无犹豫，这些年来早已经习惯。
但投资选择能否盈利，就必须要犹豫，这也正常。
有些话，刘钰只需要点到即止。这并不代表这些商人就听不明白话里有话。
后世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时代这些大豪商们的心情——看着自己库房里的白银，发愁。
愁的原因，是他们还是清楚朝廷是怎么回事、也大致清楚朝廷对商人的态度。
他们也担心自己海量的白银，最终沦落为他人作嫁衣裳。
可要说这种愁，又是扭曲的。
既然担心，那把钱捐了或者送了呗，没有钱不就不愁了？然而他们又不肯。
觉得这是用自杀，来保护不被别人杀死。
刘钰的南洋开发计划，算是给他们的白银找到了一个出口。
转化为各种产业，而不是纯粹的白银，这样看起来能安全一点。
产业嘛，不能立刻兑现成白银。
只当是为儿孙准备的遗产就是了，自己辛苦忙一辈子，也知道死后只需三尺宽，还不是为家族儿孙准备的？
刘钰说在天朝做事不可“逆天而行”，他们也明白，意思无非是“要知道朝廷希望你们把钱用在什么地方”。
明明朝廷不想你们疯狂在国内买地制造兼并，却非要疯狂买地，那就是不开眼了。
少不得朝廷就得杀鸡儆猴。
他们和西洋人接触的多，自然羡慕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模式，英国朝廷根本没有一丁点监管权，连总督、军队、法律都是自己制定，自己选拔。
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更羡慕，连账目都不用公开，十七人董事会自己在小屋里就把一切都安排了，荷兰政府也不准查账，连面积比荷兰本土还大的南洋总督人选都得看董事会脸色。
但大顺可不行，他们自是觉得，朝廷可没这么“讲道理”。
而且他们觉得，刘钰可不是刚在澳门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莫须有”吗？朝廷真要找事，不存在没有道理，总能找出理由的。
现如今既是朝廷有意让他们把钱不要往国内土地上投，而是鼓励往南洋投，这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却还不知深浅非要捂着钱趁着灾难囤地，那纯粹就是嫌自己家钱多了。
好在这些年众人倒是达成了个共识，跟着兴国公，肯定有肉吃。人家赚还是赔，都是提前讲清楚。
现在既说这南洋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当在百分之十几，又讲清楚了几种大种植园产物的销售前景，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在他们已经不犹豫后，刘钰最后一番“拔高”的话，又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神圣”性，叫他们更加放心。
“自汉武以来，历朝历代，除蒙元之外，未有对商贾工商如此宽纵的。蒙元那是没本事，治国理政需得技术，他们不会，只得粗放。本朝可非是不能也，是不为也。”
“为何？”
“武皇开边意未已。”
“天朝允执厥中，无非东南西北。”
“武皇有开边之意，却又忧户口减半穷兵黩武之议。是以，当从西洋人那择其善者而学之。”
“西北西南，你们肯定是不肯出钱的。那就只能调动朝廷的财政力量。”
“鲸海南洋，却有利可图。朝廷财政就不必出钱，允你们取利。”
“此正国家之大略。你们日后亦有拓土攘夷之从功。”
“总之就是，不赚钱却不得不花钱的地方，比如治水、赈灾、开边、西域等，朝廷出钱。”
“赚钱还能顺便开拓的地方，你们出钱。”
“赚钱，但是会危及社稷安稳的……你们最好别往那投钱。你们要真是不服气，想试试说我就投了，能怎么样，那也可以试试。对吧？”
“为啥非要成立公司，为啥非要让你们几个占住风口？一句话以蔽之，好管。”
“几十万士绅，朝廷肯定没法查他们侵田夺地、明察秋毫。”
“百十个、最多几百个豪商，孩儿军还是盯的过来的。你们说，是吧？”
“其实这也算是在培养一批财阀……”
一众商人毫不在意刘钰说的最后几句话，这是基本事实，他们不用感叹。而是对刘钰给他们加上了一个“拓土攘夷之从功”的名声，这就非常值得感叹了。
这便叫名利双收。
如果这真是国家大略的话，至少在皇帝死去之前，貌似不用担心太多。
至于以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天底下，除了曲阜孔家，哪有二百年不倒之大族？
“国公且放心，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我们这般做到百十万身家的，亦算是商贾中的‘进士’了。该有的脑子还是有的。”
“我们也想了，真要是‘逆天而行’，指不定哪天财产就被助捐了。如今既是能赚钱，又可为武皇开边尽一份绵薄之力，如何不肯？我们也是识抬举的人呐。”
刘钰笑道：“如此最好。也省却许多麻烦。朝廷也是讲道理的，只是不讲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那种道理。总之，让钱动起来，你的钱才安全。”
“我带你们来南洋，这也正是皇上的意思。陛下要幸松江府，接驾之事你说你们是不是得出钱？便是就算陛下非是那种铺张之人，官员也不摊派，你们说你们自己出不出？”
“陛下的意思，便是那扬州盐商的钱，赚的是百姓的。这松江府的商人们，赚的是倭国的、西夷的。其中之别，是要分清楚的。既如此嘛，有那接驾的钱，倒不如多迁一些百姓往南洋。”
“所谓，救急不救穷。这捐几个钱、蠲免、救济，是为救急；而使之迁南洋，是为救穷。”
商人们闻此一说，赶紧流程性地冲着北边流涕感激口呼万岁。
走完了流程，商人们心里也算是踏实了。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和两淮的盐商尿不到一个壶里，朝廷对他们和两淮盐商也是区别对待的。
历史上盐商肯定是富得流油的。原本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六十年时间，根据约算统计，两淮盐商的纯利润，包括盐场场商和运商加在一起，最高估计有5亿两，最低估计也有2.2亿两。平均下来，一年六七百万两白银的纯利润是有的。
按照估算，年运行成本大约是1600万两白银左右，最低估计的利润回报率，也在年均40%左右。
大顺的人口增长更多一些，盐商的收益只高不低。
这种属于官方的消费税的行业，肯定和官府关系密切，一般人也没机会干这个。大顺吸取了前朝藩王的教训，对盐引问题管的还比较严，使得盐商赚的也确实更多。
但赚得多，而且这种钱属于是朝廷让你赚的，这就必然导致盐商需要经常性地“报效国家”。
自愿的、非自愿的、自觉不得不自愿的……总归，每年百十万两银子是得出的。
若是赶上了灾年、修水利之类，出的更多。
这是没得商量的事。
松江府的这些商人，相对两淮盐商来说，属于暴发户。是近些年忽然冒起来的。
之前当然也有对外贸易，但之前没有形成这种垄断式的规模。再加上奥斯坦德事件之后，包括荷兰在内才大规模在岸上开办商馆、发展直航贸易。
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
而刚开始兴起，就被刘钰用股份制的形式，来了场快速的大鱼吃小鱼，基本完成了对外贸易的“非行政授权的”、经过“充分自由竞争”的垄断。
很多跟着刘钰起家的商贾，现在身价百万有余，可二十年前也就是个几万、十几万两的身家。
他们崛起的太快、太突然，刘钰又一直在朝中撮合，使得朝廷从一开始就尝试转变一下思路。
并没有采取薅羊毛的方式，皇帝也允许让刘钰尝试引导这些暴发户们将用于拓边。
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刘钰鼓捣这些年，基本上这些外贸商人，也最终会盐商化。
或是成为朝廷的金库，或者每年需要按时报效国家。
现在刘钰把盐商搬出来作为比较，又拿皇帝南巡问题说事，只是希望商人们的脑子清醒一点。
反正朝廷是要下南洋的。
朝廷没钱，你们有钱。
你们要是不下南洋，朝廷非要下南洋，朝廷又缺钱，但是朝廷有枪。
刘钰也是在吓唬他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开拓本身就是违背了大顺的历史惯性和常识的。
面对西洋各国，采取坐地收钱的十三行模式，才是朝廷惯性下最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控制手段。
刘钰希望这些商人能够明白，走到今天这一步来之不易，不想当整天被朝廷薅羊毛的盐商，那就做点让朝廷感觉你们还有用的事。
皇帝不喜欢钱，对钱没有兴趣。只是皇帝要干的许多事，需要钱来推动。这些商人要搞清楚，如果能用钱把皇帝想干的事干了，皇帝也未必非要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把钱收到内帑和府库里，然后再花出去。
想保持这种盈利比盐商有之过而无不及、但是朝廷并没有像对待盐商那样对待松江府新兴阶层的状态，就必须办一些事。
开发南洋这件事，算是新兴阶层和皇帝之间的一种不可明说的君子协定：不劳陛下脱裤子放屁把钱收到内帑府库再发下来办事，我们会“自觉”地办成陛下想办的事，而且效率更高。
皇帝允许他们在其南巡的时候去南洋，就是皇帝的表态。
而松江府大营的两万野战部队驻军、商人完全不能插手的威海卫天津卫舰队，就是此协定的监督人。
当然，此君子协定的最终解释权，归皇帝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