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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朝廷大员，在朝廷将来向着谁这个问题上，可就不敢轻易说话表态。
客观上，以绝对理性的视角去看此事，真要是有闹事砸机器的，肯定是要从严从重的。
甚至直接出动驻军也在考虑之中。
既然可以预见初步工业化的矛盾，那么就应该知道，这些矛盾最好是拆开了、揉碎了、分化了、瓦解了，一点点解决。
一旦矛盾堆在一起，解决起来就难了。
只不过，一方面出于大顺小农经济的政治正确，有些话刘钰不能说；另一方面，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必然变味。
譬如他本来只想要镇压卢德运动，但是结果地方官直接搞永禁叫歇，严惩不贷，显然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明知道这些工厂主想要什么，刘钰思索许久，还是给出了一个看似讲道理、实则模棱两可的回答。
“朝廷做事，向来都是有迹可循。”
“既有《大顺律》，便按照《大顺律》来办。”
“若是《大顺律》上没有的，尚且还有春秋、论语，以作决狱之用。教法高于律法。”
“若是连春秋、论语上都没有记载的事……譬如这新机器的使用，雇工反对等，这也有迹可循。”
“雇工和雇主的事，之前少见。但地主和佃户的时候，历来颇多。”
“那我且问你，以圣朝之得天下，若有佃户反抗，而乞减租，圣朝会如何做？”
“代之以雇工、雇主，雇工请求为计件工资、亦或春秋时候多给一些酒钱、亦或做工要有米贴，这与刚说的地主佃户事有何区别？”
“竟难不成，圣朝要学东虏，前朝末年于江南，士绅竟有赞东虏‘仗义’者，如今更有思慕东虏者；奴兵起义，竟是士绅请东虏出兵镇压箪食壶浆以迎蛮夷？”
这话，正是工厂主们担忧的来源。
他们虽然不懂小农经济是帝国的基础这个道理，也不懂大顺这样的末期封建王朝至少在理论上要行抑兼并的手段。
但是，他们知道大顺一些地方官的风格。
贪官还好，清官肯定是略微偏向于底层的。
正以为刘钰这是替着朝廷表达了态度，妇人刚想说若如此，新机器他们真不敢用的时候。
刘钰又道：“但另一种情况，也得考虑。”
“譬如这地主家里，乃用牛马牲口，佐以耧车耕犁。原本要将土地分出百余收租，如今却只养二三十雇工。于是被迫退佃之人，竟蜂拥而起，砸毁耧车耕犁、杀灭牛马驴骡……这便又不一样了。”
“你们可明白了其中区别？”
他讲了这么多，其实若在后世，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以生产力是否进步为准绳。
但这时候，除了他身边的那些人、以及他带出来的学生军官等多少能够明白外，这里的人如何能够理解这个评判标准？
毕竟，这还是个春秋决狱的时代。春秋里，没写一句“人均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对错的重要标准”，这就难说清楚。
这样举例一讲，不管是身边的松江府尹，还是机户妇人，大约也都听明白了其中的区别。
不能一刀切，但基层最爱干的就是一刀切，所以只能说成这种模棱两可的程度，并未说的太详细。
可又不能不说。
政策终究还是要来地方官执行的，至少地方官得清楚，哪怕不明白其中的内核，也该知道表象：面临将来可能产生的新矛盾，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判决。
说罢，目光扫过松江府尹，似在询问他听懂了没有。
“鲸侯所言，实在让下官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乃至万物。这松江府工商业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之前都不曾见过，若以过去经验来判决，着实难办。然而圣人可从万物衍而生道，以万物归三、三归于二、二归于一、一归于道。一法通，万法通。可寻常人只能看到万物，非得知道万物都该怎么解决，才知道怎么解决，就像是知道羊肉怎么做，但给他块猪肉，这就不会做了，非得把猪肉该怎么做也告诉他才会。”
“下官寻常人等，中人之姿，若说先明道而做事，实无此等本事。但鲸侯所言之道，下官也能小窥一二了。”
松江府尹如此说着，心里却也只是半懂不懂。隐约觉得好像抓住了刘钰说的重点，但要总结出来全部的道理，却又难，一时间说不清楚。
只觉得，无非是说，若是机器取代了人，与民争利，这要向着机器；但若是机户压榨太重乃至于机工齐行叫歇，似又秉持大顺抑兼并、重小农的态度。
这其中的分寸，实难把握。
加之这松江府确确实实有很多大顺律、或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以过去的经验很难得出完全正确的处置方法。
就像是苏州府的齐行叫歇事件。
《大顺律》承《大明律》，《大明律》在制定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考虑全行业罢工这样的事？
时代发展，会出现很多新问题。制定法律的人，不是先知，不是圣人，怎么可能在数百年前，就制定下怎么应对全行业罢工的对应法律？
在这个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时代的松江府，这种“前所未有之事”，着实很考验地方官的水平。
松江府尹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和刘钰类似的发展生产力的三观，他只是觉得刘钰现在皇恩正隆，松江府又是皇帝的金库，一旦出现那些前所未有之事，既是要看自己处置的手段，也要看处置的方法是否符合上面的意思。
刘钰见他说的似有几分道理，心道你要是真能理解这其中的“道”，便简单了。
只怕你也就是这么说说，还是要听人说猪该怎么杀才知道怎么杀，下次遇到羊就懵圈不会了。
一旁的机户夫妇，听的也是半头雾水，好像是听明白了一点，又好像啥也没听明白。
刘钰便笑道：“罢了，此事也先这么说说。待我回京城，去科学院布置下此事，日后再论吧。”
“对了，你们夫妇对将来有何打算？可有打算入股做些商业上的生意？亦或是对孩子的未来有何考虑？是准备让孩子子承父母之业继续做这机户纺织之事？还是准备将来买些土地耕读传家而备科举？”
做老板的妇人想了想，笑道：“君侯说的入股事，都是大买卖人做的。虽说每年生息，但也有风险。这几年固有赚到的，可也有赔的。我只觉得，买股票、搞投资，远不如靠纺织踏实。赚了还好，万一赔了，孩子的家业可就没了。”
“要说买地耕读……这我们也没想过。一来孩子学得是新学，都是在君侯资助的新学里学得东西，做不得文曲星，书经啥的也不太擅。况且考个秀才都已极难，若不能中举，我看还不如经营纺织事呢。可若中举，那得是文曲星下凡的命，我们哪有这样的命？”
这样说，只是原本如此想。经刘钰一来说了许多，妇人心里还有其余原因。
心想鲸侯既说有能织布更快的机器，若别人说，倒也罢了，但既是鲸侯所言，此事多半能成。
所谓是，千里为官只为财。将来若有了那样的机器，赚钱可不是和做官抓钱差不多？再者了，这做官中举哪有这么容易？还不如好好经营这些家业了。
现如今朝廷又下了南洋，日后布匹丝绸卖的更好，这时候去买什么地呢？这松江府的粮价都已经到这份上了，有买地的钱，何不多买几台织机？
况于说，如今朝廷又取缔了人头税，摊入土地。其余徭役等，也以土地来课。我若买地，又要送礼，方能与乡绅熟识，将来摊派事方能避开。
这做纺织就不一样。一来头头脸脸的都熟了，进纱线的渠道、卖货的渠道，都打了数年交道。
二来米价这几年看来也贵不了，原本就多吃南洋米、台湾米，现在朝廷下了南洋，米价还能高起来吗？
废了人头税，米价再低，我这边雇工也不需要花太多钱。
至于缴税，松江府如今的工商税，是值百抽三，印花为记。平日里也不多征取，无非偶尔对义学、慈幼堂等捐献捐献，但捐多少面上过得去就是，总还是比种地要强的。
也不能说什么都不怕。
如今朝廷是保松江府的工商业，摊派、加派等事，地方官也不加于工商而加于土地。妇人心想，所怕者，就是朝廷如前朝般派来税监，竟要摊派工商，但终究现在还没有，却也不必杞人忧天。
又想，若是鲸侯所言的那种机器，很快就能出现，那此时买织机，似便不合算了？
想到这，妇人问道：“却不知君侯所言的那种机器，什么时候可以售卖呢？”
刘钰笑道：“这个难说，我知你心思，无非想着将来新机器出了，现在买此时的织机便赔了。可这个东西，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三年五年，也难说得准。不过只要做出来，定是要先在松江府售卖的。”
“这几年，依我看那，布匹不愁卖。你也不必此时就惦记，此时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加织机，就加织机；该多雇人，便多雇人。将来出了新机器，这旧的织机也不是不能用。再者说了，你当我不知？这几年时间，便能把本钱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