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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想和他们说什么呢?”
看着黑压压的人群,康不怠感觉这里的气氛和大顺完全不一样。阿姆斯特丹现在也不过20万人口,大顺的苏杭松江等地,随便就能找出一堆超过这个规模的城市。
但气氛总是不太一样的。
康不怠想知道刘钰会和这些人说些什么,至少可以猜到,不会上来就宣扬一个对方不太可能相信的东西。毕竟这里不同于大顺,市民的状态和大顺也截然不同,肯定会有驴唇马嘴的状况。
刘钰想了想,小声道:“具体说什么,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但大体的方向已经定下来了。”
“煽动百姓,让奥兰治亲王派上台,开战、背锅!然后,我们和法国、普鲁士一起毁掉荷兰,让议会摄政派推翻奥兰治派上台,政策逆转:亲法、反英、重组东印度公司。”
康不怠嘿嘿一笑,看着黑压压的荷兰百姓,亦小声道:“这还是班定远那一套啊。只是班定远是直接杀人,公子是要借刀杀人。外交官也得负责干这个?公子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这个难说,还是要先看看荷兰百姓的心态。是一锅热油一点就着?还是差点火候先加把火……”再度扫了一眼那些在那“抽奖”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刘钰心里已有了大致的盘算,但具体怎么做还是要先和这些百姓交流交流,摸摸底。
他这一次来到欧罗巴,第一站就是荷兰,自是要好好搞出一些大动静的。
按说凭着路易十四时代中法两国的宫廷交往打下的基础,这一次来到欧洲是要先去法国的。
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加之法国是个集权的君主制国家,也有一套复杂的宫廷礼仪,需要给法国这边一个准备时间,才能互相之间保留各自的宫廷体面。
故而在拉罗谢尔港短暂补给修整后,先派官方人员去了巴黎,给法国这边打个招呼,送上礼单,让法国这边准备准备。随后船队就直奔阿姆斯特丹来了。
反观荷兰是个寡头共和国,也没有法理上的元首执政官,可以省却很多复杂的繁文缛节的礼仪,方便直接办坏事。
办坏事的切入点,还是很好找的。
刘钰接触过一些荷兰的精英人物,能干到巴达维亚总督、锡兰都督、苏拉威西都督的人,即便不是荷兰最顶尖的那群人,但也不能说一个“省级”的干部不算精英。
他也在巴达维亚搜集过一些荷兰的政治精英撰写的小册子。
可以说,此时整个荷兰,都没有一个精英人物意识到,荷兰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商业资本败给了工业资本。
甚至,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现实:17世纪的黄金时代,只是昙花一现。荷兰,只是回到了历史长河中应有的位置。很多国家都回到了历史长河中应有的位置,荷兰多个啥,凭啥特殊?
而且,从与那些人的接触中,刘钰也能很直观地感觉到,现在荷兰的国族认同还未构建完成。
一方面,缺了一位把七共和国捏在一起的人物,使得各省之间各自为政。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内斗。
很多民族都是构想出来的共同体,需要民族神话。
比如后世印度从英国脱离前后,就开始构建各种想象的共同体,包括病毒养蛊而闻名的大壶节,那都是民族的精英们精心构建出的一个塑造共同感受的东西,没那么传统和久远。
荷兰也一样。
本来反抗西班牙的时候,民族的精英人物们已经在“编造”这个想象共同体了。
他们编造了一个在耶稣诞生前300年,就已经存在的巴达维亚共和国,这个巴达维亚是荷兰民族的意思,不是说东南亚那个殖民地。
这个巴达维亚共和国,有双重意义。
其一,三代之治。
其二,自古以来。
问题就出在这个“三代之治”上了。
如果这个国族神话,只是自古以来,其实大家都能接受。这个民族想象的共同意识,也就基本成型了。
但当年的荷兰的民族精英们,既要自古以来,还要三代之治,这就出问题了。
两千年前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的“三代之治”,是自由的、小的政府、商人权力不受制约的、分权到省的、没有君主的、共和的。
于是,寡头派、等级制度共和派,对这个两千年前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大加利用。
但他们又渴望城市自治,并不希望真的存在一个捏在一起的真正的国家。
所以,他们抛弃了自古以来,只想要三代之治。
然而,奥兰治亲王派,对这个神话中的“三代之治”是极为反感的,他们想要执政官、贵族、执政官权力、希望将七省捏在一起,重现辉煌。
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十分……智熄的事。
他们花钱买人、买舆论、搞考古、造声势,借着18世纪普遍理性和科学崇拜的风气,用详尽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一件事:巴达维亚共和国,根本不存在,就是个编出来的神话!
这和大顺将来有一天考古证明三代之治不存在,可不是一回事。
三代之治不存在,可夏商周秦汉真真实实的存在,破灭的只是托古改制,却破灭不掉已经形成的国族。靠理性一样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制度,不一定非得复古。
然而荷兰就不一样了,荷兰可没有夏商周秦汉……巴达维亚共和国这个神话,有双重使命。
站在一个完整的荷兰国族的角度看,这相当于倒娃的洗澡水,顺便把孩子一起倒了。
可站在奥兰治亲王派的角度,这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的一盆水,不如全部倒掉。
于是。
支持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的一派,只想要三代之治,不想要自古以来。
反对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的一派,只想要自古以来,不想要三代之治。
国族认同的构建,伴随着奥兰治亲王派的考古学证据,彻底破灭。
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国恐怖的文化入侵。
在精英们编造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中,也塑造了荷兰的民族精神、礼仪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所产生的国族神话,其道德、礼仪、民族精神等,必然是依托在现实基础上构建的:简朴、吃苦、狂热、诚信,那是荷兰取得“海商马车夫”称号的基石,也是当时的经济基础塑造的民族精神。
只是以那些现实为模板,套在了编造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中——就像是大顺的天庭故事,那也是各司其职,宛若朝堂。
但是,伴随着荷兰的衰落,经济基础不再存在。之前一百年的奋斗,使得荷兰的存量极大,财富积累极多,可是又没有了百年前那么容易赚钱的环境。
放贷、包税、投机,成为了赚钱的方式;而打渔、跑海、纺织,被各国基本掐死了。
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
而人富起来之后吧,都琢磨着想当贵族,尤其是贵族礼仪,肯定会在最富有的资产者那复兴。
上层人引导着文化潮流,不是说创造,而是他们会引导趋势。
此时的欧洲,最贵族礼仪的国家是哪个?
反正不是后世被吹上天的英伦,而是还没有上断头台的法国。
此时的法国绝对有资格在欧洲放狠话:如果没有断头台,不出百年,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都是法国范儿,都要说法语。没上断头台、破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之前,你英国也好配在法国面前谈贵族范儿?
这就引起了荷兰的一些精英们的警觉,认为全盘法国化的危险,可能会毁灭荷兰的传统,至少会对荷兰引以为傲的特殊的寡头共和政体,产生极大的影响:贵族礼仪,是和君主制、等级制挂钩的。
没有贱、哪有贵?
甚至于荷兰的激进派提出了一个极为激进的观点:奴隶制才需要礼仪,以区分奴隶和非奴隶;庶民和奴隶主。
可过于激进的观点也不行,礼仪可以改良、可以去除掉等级制成分,把礼法变成礼仪,却不能彻底毫无礼仪。
礼仪只是文化入侵的一个缩影。
这就又出现了问题。
之前编造的两千年前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破灭了。现在破灭之后,国族认同没构建出来,文化面临着法国的全面入侵,那怎么办?
要抓紧时间再塑造一个新的国族认同。
找来找去,也不用想,肯定是黄金时代啊。
荷兰的黄金时代,完全可以作为民族的共同记忆、构建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结果问题又绕回来了:若以黄金时代为国族认同,那么国族的目标就该是回到黄金时代,实在民族的复兴。只有重回黄金时代,才能找回黄金时代的精神,道德也会全面复兴。
那么……怎么回到黄金时代?
这个同样的问题,其实也出现在明亡顺兴之初。经历了明末之变后,大顺整体上还是追唐忆汉的,毕竟是个连节度使、防御使、六政府之类的名目都复辟的“精唐”建立的国家。
追唐忆汉,无非西域。既然时代变了,此时西域乃南洋也,那就造舰、下南洋呗。
这才花几个钱,比起汉武时候的户口减半、安史之后的十室九空,造舰那点开销真的是九牛一毛。
可荷兰就不一样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到底为什么从黄金时代坠落?
这个荷兰人自己的思考,就让刘钰有了可乘之机。
在刘钰看来,是工业资本打垮了商业资本,不只是英国,而是普鲁士、法国、瑞典、丹麦等,大家都在搞重商主义,搞手工业,搞高关税,荷兰不可能不死。当初吃东南亚吃的满嘴流油,却根本没想过在东南亚搞土地制度的一些改革,彻底解决掉制约消费能力的旧制度,缺乏市场,东印度公司只追求短期利益,迟早要完。
可荷兰的精英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也根本不会这种世界观、也没有这么看问题的角度,于是整件事也就浓缩为了六字箴言:定。体。思。这。国。怎。
一方面怀念老一辈人整天念叨的无限美好的黄金时代、
一方面又牵扯到了奥王继承战争中,要面临法、普这俩世界前三陆军的伺候。
一方面寡头们自私自利、包税盘剥、各省比例税120年没变过、手工业被挤的破产、渔业被英国打压也活不下去。
一方便百姓税重,老爷税少;百姓拼命和西班牙打仗的时候,老爷们在给西班牙贷款;百姓激情从军爱国狂热怒干法国的时候,老爷们在给法国走私军火,顺便买点法国国债……
这简直就是最适合搞事情的地方了。
只要找准突破点,找一个契机把火点燃,荷兰人就会幻想:只要变了,一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