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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终究不是商人,有些事,朝廷出面官办,未必办得好。”
“反过来也一样。君子求义、小人求利,有人求名、有人求财。你们站在商人的角度去看,觉得这么赚钱朝廷按理一定会官办。可朝廷考虑问题,又怎么能只考虑钱呢?”
这样一说,富商们也觉得好像有些道理。
朝廷毕竟不是商人,不能总琢磨着赚钱。本朝也多少有点天下之财理天下的意味,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怎么也没有封建藩王以天下财使劲儿养活自己子嗣。
对朝廷而言,有些地方少花一文钱,将来就得多赔十万百万。比如赈灾、修河堤。
有些地方,则是就算赚不到的钱,甚至赔钱,实际上长远来看倒也是转了。比如移民、实边。
而且官办的手段,前朝的景德镇磁窑就闹出过大乱子。再者大顺也没有了匠户籍,使得朝廷手里并没有一支官办的工商业力量。加上这个时代的官办,很容易出问题。
之前朝廷缺铸钱的铜,云南的铜矿没有大开发、运铜的道路没有修好之前,也组织过“朝廷出钱、商人出力”的模式,由朝廷拿一部分钱给商人,让商人去长崎贸易,毕竟日本那边一直拒绝和大顺官方的贸易接触,朝廷琢磨着把钱给商人去办,还能省点商人要赚的利润。
结果可想而知。
自那之后,朝廷也明白了,有些事想的挺好、看起来很好,但真正做起来,结果却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大顺做不到、也没能力重复宋时的官营经济管控程度。
想到这一点,这些商人们心里更多信了一分。注意力也就再度集中到了卷轴上的种种开发计划和收益回报中去了。
刘钰知道英国那边南海泡沫炸了之后,百余年时间都不准再搞类似的股份制公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大顺这边更是要小心一些,本来就是新玩意,朝廷上下还有不少人持谨慎、怀疑的态度。这要是万一出了事,闹出大规模的金融事件或者群体事件,英国都能封禁股份制百年,大顺这边怕是会直接把根都挖了。
故而这里面的“大饼”,大部分还是真的。
全盘把“PPT”展示完毕后,商人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起来。
“要我说,鲸侯说的没错。这里面的利,着实不小。前期也不会赔钱,只靠那些鱼虾水产,卖到倭国,三五年也就回本了。日后便都是利了。”
“是啊,前些日子,我看了本介绍倭国的书。据说倭王信佛,还下过什么活物怜悯令,不准吃肉。这就跟和尚似的,肉不准吃,这豆腐吃的便多。俵物咸鱼之类,倭人是要买不少的。倭国金银又多,确实前期也能赚到。”
有的商人是平日里闲着没事,读了读关于倭国的书册。有的则是听到要开发虾夷的消息后,临时抱佛脚读的。
不管是什么时候读的,读了就比没读要强。
讨论了一阵,也都觉得应该没啥问题,便又商量起来具体的细节来。
整个计划是个类似于倍数增长的移民开发计划,因为之前就在那赖着不走了几百人,也算是有了一些基础。加之这一次出兵的,杜锋讹诈、抢劫仙台船得来的大批粮食,也都堆积在了虾夷,粮食也不缺。
折价卖给商人,也不用怕商人再倒手卖掉,毕竟日本这边的粮食贸易没有刘钰牵线做不成,而运回京城售卖只怕要赔死。
靠之前打下的基础,第一批暂定计划移民三千人,其中包括五百多的渔民。
这些人要在第一年把房子盖出来,垦殖一部分土地保证足够的衣食。只要为公司干满十五年,就可以分到20亩熟田,以及80亩的荒田,再加上一些农具种子之类,基本就算是契约奴工了,一次性把自己今后十五年的劳动力售卖出去,赌一个在原籍想都不敢想的百亩地一头牛的未来。
日后就按照十取三的地租缴纳,比大顺官田的亩税要高,但比地主收租的佃租要低。
从第二年开始,就要逐步增加人手,在三五年后保证每年大约七八千到一万的移民数量。
确保二十年内,在虾夷拥有十万以上的中原移民。
整体来看,也算是和日本那边的“商人出钱垦田承认商人的租佃合理”出于同门。
只是大顺这边,可能从秦汉开始,就已经允许出租土地了。类似的做法,在日本会引发一些议论,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但在大顺这边,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商人们也都看完了弗吉尼亚公司的经验,加上大顺这边的习俗,基本都认可这种“契约奴工劳作后分地收租”的模式。
刘钰又补充道:“此事,朝廷日后还是要监管的。你们也知道朝廷的手段,商人的地位。正所谓,先明后不争,朝廷会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既说到责任有限,公司拟人,那么个人犯了错,个人的责任;如果整个公司拟人,也违背了法度,朝廷就要出手了。”
“有些事,你们心里也清楚。怎么才能榨更多的钱,这是每个商人都要琢磨的。”
“比如西洋一些国家,为了出口粮食,土地兼并。兼并之后,百姓只能做雇工,每个人只分一小块地是私田。私田种点土豆,剩下的就是在大田里劳作赚雇工佣金维系生活。”
“这种情况,放在西洋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的法度不同。但若在本朝,你们也知道,当年王荆公变法有人上流民图,这种事真要是在本朝闹出来,一样会有人上书取缔的。”
“朝廷重农抑商,一方面是农为国本,另一方面也是历朝历代看来,商人着实没有仁义可言,唯求利润。”
“别的还好,田地之事,着实要小心谨慎。是故这虾夷开发,日后还是以租佃收租的模式,只是私人不得买卖,不得再行转租。”
他举了一个此时还未发生的爱尔兰的大饥荒的例子,反正也无人能说此时这个还没有的事,反倒是事情本身是通畅的,很容易理解。
好在虾夷和爱尔兰、英国也不同。英国那边是人已经生活上千年了,地主收回土地经营,用不到那么多的人手,就往城市里赶。
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英国此时也就800万人口。圈地最高峰的时候,每年要驱赶大约四万人左右,一部分人出海谋生去美洲,一部分去作坊工厂忍受每天16小时的工作,无比怀念当农民的日子。
四万对800万,大约二百分之一。放到大顺这边,按照精华地带两亿人口来算,每年要驱赶一百万的人去做流民。
别的地方刘钰不敢保证,但在大顺,谁要是敢出台政策能搞出一年一百万人口的流民……不要说大顺,就是此时全世界的工商业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容纳每年一百万的新增就业。
有些政策是没法照抄的,虾夷好就好在那里的土著基本不用考虑,可以搞大型粮食种植园模式,也可以搞承包份地缴纳租税的模式。
前者很容易闹出大乱子,商人不是慈善家,不会给那些一无所有的农业雇工很好的待遇。真要是闹出了乱子,只怕大顺这边的保守派又会借机说事。
后者其实就利润上,也差不多。刘钰在海参崴那搞得就是后者的模式,但问题是他把控着粮食定价权和出口渠道,可以把粮价压到极低,看似收的是三成的租子,但算上销售渠道垄断、消费品专卖等,实际上和五成甚至七成租子差不多。
既然利润上差不多,在大顺内部的保守派看来,后者也更“仁义”一些,那就最好先用后者的模式,搞家庭农场,而不是大型农场种植园。
面对这些商人,刘钰讲的很透彻,连两种不同模式的优缺点也都借着那本小册子讲出来了。
伴随手工业的发展,这些见过大场面的商人当然见过那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模式。纺织业换成农业,还不是换汤不换药,自然也就理解什么叫大农场粮食种植园模式,也明白此时所有做“机工出力”的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有一台织机,然后纺织得利,买更多的织机,做那个“机户出资”者。
后世里的骆驼祥子,就是很标准的那种人,没车的时候梦想有车,有车的时候梦想自己开车行。此时大部分的佃户也是一样,琢磨着多收三五斗,置上几亩地,将来地多了租给别人,自己做地主。
这个时代,没有人梦想着当工人,而是底层全都梦想着过男耕女织的生活,做一个农民才是底层最广泛的梦想。
想要招人,招到足够多愿意去的人,也就只能采取这种模式。
见刘钰连“垄断渠道,压低粮价”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商人们会心一笑,心想如今朝廷里竟然真有敢这么直接说实话的人。
这种说实话的人,可比那种嘴上都是仁义、肚子里全是生意的人好打交道。
原本还在观望的一些人,在这几句话说出口之后,彻底收了心,决定干一场了。
待静静听完刘钰讲述了一些关于开发虾夷的制度、以及公司拟人之后的权益和责任分配之后,众人再无疑心。
有人便道:“鲸侯既准备周全,此地又是鲸海,鲸侯何不做这公司的……呃,叫什么来着,刚才鲸侯所言的……哦,对,法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