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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4年9月17日,大清帝国光绪20年甲午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大东沟
经过一夜的紧张忙碌,铭军的8个营共四千人已经全都登陆完毕。早上七点,旗舰定远上,管带刘步蟾请示提督丁汝昌是否挂出龙旗准备返航,在得到丁汝昌同意后,旗舰定远号挂出了龙旗开始返航,同时进行上午训练。
当北洋舰队演习常操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也正在向大东沟方向搜索敌舰,并在航行中进行训练。
11点时,定远舰右翼中营游击李鼎新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于是大声通报。
丁汝昌登上甲板用望远镜眺望,发现是日本联合舰队。于是立即下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并做好接敌准备。顿时,战斗喇叭长鸣,响彻整个操练海域。各舰在接到命令后立刻着手准备战斗,顿时烟囱吐出浓烟,各舰相继进入战斗状态。
由于前不久的丰岛海战,日舰火力凶猛一事已经通报给了整个水师官兵,出于未雨绸缪,丁汝昌又将他那套陆军打法搬了上来。于是各舰与战斗无关的木器、索具、玻璃等物品,全部扔掉。各舰沿舱面要害部位周围堆积沙袋,用以阻隔炮弹,窗户与防水门全部锁死。所有乘员全部进入战斗位置。
这时旗舰管带右翼总兵刘步蟾上前说道:“丁大人,我北洋各舰在旅顺并未能补充可与日舰对敌的开花炮弹,而从威海卫出发时也因航速过慢未携带大批开花炮弹,若是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遭遇,后果堪忧啊!”
“子香不必过于担忧,我观日舰此次前来的只有三四艘快船,必不会上前与我北洋主力交战,就算日本舰队主力前来,以我定镇二舰之威力,量其也会畏惧。”丁汝昌不慌不忙的说道。
然后,丁汝昌同北洋水师总教习洋员汉纳根、泰莱(williamFerdinandTyler,原是英国海军下级军官,一八九四年加入北洋舰队,担任北洋水师总教习洋员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并为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的副管带)一起登上天桥观察日舰。众人商量后觉得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于是下令把阵形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这样以来可以发挥全舰火力。
“由于日舰火力和船速都比我们快,全舰队一定要集合到一起,不要被敌人冲散!只要我们抱成团,日舰也拿我们没有办法!”丁汝昌对众人说道。
具体分队情况是:旗舰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居中,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在左;经远、来远为第三队居右;济远、广甲为第四队在左,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在右。由于两翼的第四、第五小队舰速较慢,所以变阵后的舰队形成一个扁V字形。
这时,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号先发现两缕黑烟,接着就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更多的烟柱。于是舰长河原要一立刻判断为北洋舰队主力,同时向本队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四艘以上敌舰,初步判断为清国北洋水师主力!请司令官伊东佑亨阁下决断!”。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见到信号,立即传令改为鱼贯纵阵。于是,第一游击队居前,本队六舰继后,西京丸和赤城移至本队左侧,作为非战斗行列。
双方舰队距离越来越近,在日本军舰上用望远镜已经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舰上官兵已经全部进入战斗状态。
此时伊东佑亨见到北洋舰队的阵形,决定避开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以快速的第一游击队先攻击敌人最薄弱的右翼。于是,行驶在一字阵前部的第一游击队加速向右转舵,渐渐地与本队拉开了距离。
此时定远舰天桥上的丁汝昌、汉纳根和泰莱分别从望远镜里看见日舰队主力12艘军舰,均露出紧张的神色。
这是秘书泰莱分析道:“从日本舰队的航向、攻击企图等看,日舰似欲横越吾等之前,而攻最弱之翼,即右翼。所以各舰向右移转四十五度是为上策!”
丁汝昌和汉纳跟觉得泰莱的分析很正确,于是采纳。由于丁汝昌不懂海战指挥,所以自己留在天桥继续观察,汉纳跟和泰莱前往刘步蟾处传达命令。
然而,当定远舰发出命令各舰向右移转四十五度的讯号后,泰莱站到了□望塔的入口处,催促刘步蟾下令向左转舵。
然而此时日舰已进入定远主炮射击范围内,只有6000米左右了,原本就胆小的刘步蟾,此刻极度的害怕。竟然没有听到泰莱的命令,而是哆嗦的不停。于是汉纳跟让他先回船舱呆一会儿。
见刘步蟾慌张的进了船舱,二人相视无奈,于是泰莱返回天桥报告丁汝昌。一会儿,刘步蟾出了船舱,可能是自己都感觉到了丢人,这时却镇定了许多。
然而这时正炮弁孙景仁报告说敌舰已经进入主炮射程,刘步蟾下意识的出口命令道:
“开炮!”
于是在中午12点50分时,双方舰队接近至5300米时,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
然而此时丁汝昌和泰莱正在天桥上,巨大的主炮后坐力直接将天桥震塌,使二人受重伤。
据高千穗舰记载:“定远的炮座吐出一团白烟,轰然一声巨响,其30公分半的巨弹冲开烟雾,飞过日舰头顶,落在驶在最前面的吉野舰侧100米处,海水顿时腾高数丈。”定远的第一炮,也是全队发动进攻的信号,“是为黄海海战第一炮声,盖此炮声唤起三军士气也。”[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当定远舰发出命令各舰向右移转四十五度的讯号后,泰莱站到了□望塔的入口处,催促刘步蟾下令向左转舵,刘阳奉阴违。泰莱怒不可遏,“奔赴丁提督所”,“旋巨声轰发,盖已令发十□炮,而丁与余方立于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也,此桥之名甚佳,以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提督与予立于十时炮上飞桥,刘总兵不能不见,乃忽于此时开炮,此事后来如何解释,予绝不知之,亦绝不闻论及之”。
《东方兵事纪略》载:“是役也,德员汉纳根予战事,偕汝昌驻定远舰,……战事颇赖汉纳根指挥。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惶惧,汉纳根劝入舱避,旋色定复出,亦能始终战事。”
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中,关于刘步蟾盲目发炮问题只字未提,讳莫如深,但其它人的著作却有所揭露。
伊东佑亨的奏报载:“零时五十分,距敌约五、六千米,敌方先向我第一游击队发炮。我第一游击队大抵进至距敌三千米内外,始发炮猛轰其右翼。”
一八九七年刊印的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我距敌约及十里,遽开炮一排,无一弹中者。”(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67页。)时丁汝昌犹立于“望楼”。
一八九六年刊印的《中东战纪本末》载:“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舰者九里,不中宜也。”开炮时,“丁军门与向在海关收税今来海军助战之西员戴乐尔同立天桥。”(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见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167页170页。)
一八九五年刊印的《冤海述闻》:“洎开仗时,与倭船相距四咪(即八千码之遥),我督船即令开炮,以致相距太远,旋即炮烟漫天,无从测杪命中矣。”(丛刊:《中日战争》第六册88页。)
以上诸种史籍,对刘步蟾临敌懦怯,距敌尚远即慌张发炮皆有记载,足以证明泰莱所记,是有事实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