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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雅却不屑的说道：“重庆，将来至少二十年内都是支撑四川的根据地，用于遮护江南的上游，关乎社稷的安危，对于这样的工程，就要抱着把钱不当钱，把人不当人的宗旨来做，做到万事尽力，做到万无一失，做到尽善尽美，相信都统也是明白这一点的。
郑云鸣也懂得，现在不是计较花费、爱惜民力的时候，重庆的得失，关乎四川的得失，四川存亡，关乎到整个宋国的安危。这正是全力投入的时刻，今日花费的每一文钱，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将来必然能得到百倍的回报。
他害怕的是，此刻聚集在重庆的川中官员和将领们不会懂得这一点。
此刻会集在重庆的，绝不止王夔、秦忠孝、郑云鸣三支人马而已，事实上，正在白水江聚集的前都统贺靖的残部、顺庆府少量曹友闻的余部，被害的成都知府陈隆之的残部，郑云鸣在得到王夔的汇报之后，就派人火携带蜡丸书前往召集，这个时候都派出了将领前来等待命令。加上从北方撤退下来的和彦威部队，以及从播州赶来的杨氏军队，和从思州赶来的田氏的军队。
有人对郑云鸣聚集人马的命令不以为然，认为不如将这些散落在敌人侵袭过的地区的部队就地组织起来，作为蒙古军再次南下时候的敌后游击军使用。但是郑云鸣远比众人要清楚，没有坚强的组织能力，这种就地组织起来的游击军效果不好，以前宋军在金人统治区有数十万溃兵，起到的作用远不如前线的四大军大，何况如今四川只剩一点残兵败将，郑云鸣不得不小心使用。
至于播州和思州的部队，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竟然来的如此迅，显然，这是朝廷得到了四川的败报之后，马上下令播州和思州的世袭酋长派兵支援。这又涉及到朝廷和四川的关系问题，从南渡以来，四川的兵变和叛乱一直断断续续，使得朝廷对四川的印象很坏。开禧三年吴曦叛乱的时候，朝廷就有人议论放弃四川。嘉定十二年最后一次宋金交兵，金兵突入汉中，朝中又传出了没有四川也可以立国的声音。四川一有风吹草动，荆襄的文武官员就忙着在峡州和归州等三峡峡口处布防。这一次四川兵败，蒙古人大举入侵，朝廷没有想到如何及时调整部署，给四川补充粮草兵员，而是忙着从京湖抽调核心战力郑云鸣过去，同时又将播州和思州的蛮族军队编成正规军开入四川，可见朝廷宁肯相信彪悍狡猾的蕃族也不肯相信川军的战力和忠诚。
老实说，郑云鸣并不怎么看得起这些穿着粗陋的麻布，头上缠着奇怪包巾的苗僚蛮兵，他们虽然骁勇，却难得守纪律，跟郑云鸣的治军理念简直是南辕北辙，但郑云鸣也知道，这支军队是当下除了自己的部队之外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苗僚的山岳步兵和山岳骑兵精通山地作战，郑云鸣所部虽然纪律严明，行动迅，可是在川东长途行军的时候，也往往被险恶的地形所苦，而这些蛮兵虽然看来散漫惯了，却真的是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走几百里山路然后作战，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要能够活用他们，才能够在山地给予蒙古兵狠狠的教训。
这时候的重庆府，集中了从各地赶来的数万军马。而几乎所有四川的将领，都汇聚在小牌楼知府衙署的正堂里，聆听新任一班四川官员的训话。
新任四川宣抚使李直，自从得到朝廷任命以来，从鄂州调用了一艘荆楚水军的车船，携带了三倍的踏驾兵，轮番蹬踏直奔川中而来，但他的演讲却只是寻常的警戒诸将不要骄纵跋扈，欺压百姓，要效忠朝廷，勉力报国等等，一般官员的寻常腔调，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四川制置使杨恢是积极主战派，在上任之前已经写信给政事堂的相公们陈画方略，要征调泸州、叙州、荣州和长宁县的土兵，组成义勇军收复蜀口，这些都是川东川南的州县，土兵中蛮兵甚多，彪悍能战。杨恢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在一年内收复蜀口，三年之内，让蒙古人不敢正视四川。
不过这两位大人的议论，众将也只是听听就算了。说不好听一点，这两人加上属官随员，百十个人入川，虽然是一方总帅，但县官比不上现管，买不买账，要看蜀中诸将是不是愿意配合。
但这位新任的郑都统却完全不同。人家不但自己来，还带来了一万数千大军。且军马纪律严明，军容整肃，一上来就和蜀中颇为忌惮的巩昌总帅汪世显打了起来，要知道汪世显的威名早就全川皆知，前任宣抚制置使赵彦呐为了拉拢汪世显，着实费了许多功夫，人家问他为什么如此看重汪世显。他曾经答道，汪世显是世之虎将，其勇猛足以与关羽张飞比美，拉拢了他难道还怕什么蒙古兵吗？
这件事情或许是小道消息不足为信，但也反应了当时川人对汪世显的一贯评价，也只有蜀口的曹友闻忠义军，精锐无匹，敢与汪世显一较高下。
但郑云鸣不但一上来就敢和汪世显交战，还杀的汪世显夺路而逃。这番交战，一战而夺数蜀中兵将之心。虽然郑云鸣自己不觉得，但蜀中的兵将已经以郑云鸣为朝廷在四川的真正代表了。也只有这位小郑都统的方略，才代表了四川未来抗击蒙古的核心策略。
郑云鸣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扫视了一眼座下众人。这里有荆襄前来的新锐武将，有蜀地本土的将军，还有从西南夷赶来的苗蛮领，鱼龙混杂，战斗力也天差地别，如果不能设计出一套适合当下四川形势的正确战略，很可能会被蒙古人抓住机会，各个击破。
“要想筹划蜀中未来十年的方略，先要检讨过去十年的教训。”郑云鸣说道：“不知道过去十年，我们做错了什么，也就无法铺设一个光明的未来。”
“过去十年，四川的主政者，不去细心的修整关隘城池，不去用心整理训练军队，一味的将精力放在招来外夷上。招募有力的外援，不是不对，但只有建立在自身强有力的基础上，方能招募有力的蕃人前来相助。”郑云鸣看了一眼座下的杨氏和田氏两位蕃将，似乎面色并无异变，于是接着说道：“将士们衣衫破旧，吃着搀着砂石的糙米，甚至挖掘草根来充饥，却以车载马驼，将数不清的粮食、布帛和金银去敬献给汪世显和西蕃十八部的外人，以图盟好。这不是拉拢盟友，这是以川中人民的血汗资敌。三关的城防被金国残破了，不去修整，将士们士气涣散了，不加以整顿。军械破损残旧了，不及时加以替换，而是天天说着要进取关中，会师宛洛，结果战事一起，汪世显和西番十八部引着蒙古大军前来，攻破蜀口，阆中、汉州、江油、成都全都受害。这是主政者见识不明的缘故。”
这番大败，板子打在谁身上，对于四川的政局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川中人人惊惶不安，都深恐朝廷因为这次惨败而追究责任，他们清楚朝廷对战败者向来不手软，入洛之战的失利，所有的参与将领几乎都被连降三级，襄阳兵乱，所有责任人也是连降三级，直接罪魁王旻更是直接被废为庶人。郑云鸣若是以此威胁众人，大家也只能忍下来。
郑云鸣自有自己的盘算，他新进蜀中，要紧的是团结人心，虽然余玠对此不以为然，力主以钢铁的纪律整顿四川涣散的部队，但郑云鸣懂得治理军队，先是治理人心，作为一名远道而来的客将，上来就给三百杀威棒，在和平时期或许行得通，却绝不是战时最好的选择。
他耍了个花招，将所有的板子都打在了已经去职的前宣抚使赵彦呐身上，若说整个四川的政策全都算作赵彦呐的错，那是不公正的。整个四川的问题，不止是赵彦呐一人的问题，伸手的时候个个争先，整军的时候人人懈怠，不光是下面的胡对付，还有上面的瞎指挥。明知道从蜀中冲击关中，是诸葛孔明这样的千载奇才都无法完成的事业，偏偏要交给赵彦呐去完成，这中间不能不说时任右丞相郑清之没有自己私下的小算盘。但赵彦呐毕竟是死老虎，即便将来复起，再也没有往日的威名了。将板子打在他身上，等于给川中的文武臣脱罪，正应了那句话，时刻要团结大多数。
郑云鸣接着说道：“四川的长处，在于地利之便。之前外三关（以大散关为核心的北方三道关口）在国家手里的时候，四川军队却侧重防守内三关（以武休关为核心的三关在外三关之内），等外三关丢失了，却将防御的核心转移到兴元和沔州，而放弃内三关，等到敌人突入兴元和沔州之后，又去防守大安军，看起来似乎是节节抵抗，其实不如说军队不够精锐，将士不够坚强，，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决心。最近听说四川的官员们又有放弃嘉定和重庆，诱敌深入的策略。这是不了解兵法的书生之见，兵法之要，能利用地利一定要充分利用地利，只有敌人的优势大到能够克服地利的时候，才会采用什么诱敌深入，伺机邀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