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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907年-978年）是五代时期十国中的一国，（第九个灭亡）由浙江临安人人钱寥所创建，以杭州为国都。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范围包括今之浙江、上海全部与江苏省的苏州、无锡部分地区。历三代五王，至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历时近百年。唐末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战乱频仍，钱镠采取保境安民和“休兵息民”的战略方针，重农桑、兴水利，发展与日本、朝鲜等国海外交往，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
吴越国创建人钱镠，少时无赖，曾以贩盐为生；后应募为兵，渐由偏将而升掌一州之兵。他在翦除刘汉宏、薛朗、东昌等势力的过程中，占有了两浙之地。唐昭宗天复二年(九零二年)，封其为越王。公元九零四年，改封吴王。及朱温建梁，始封其为吴越王。吴越国史当时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东南开发有着重要的影响。
吴越地域狭小，极盛时，只辖有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十三州；另又设有镇海、镇东、中吴、宣德、武胜、彰武等节镇。总体是东南地区的一个小国家。
由于地狭兵少，实力不足，因此吴越一直以效忠于中原王朝为主要军略。在唐亡之前，钱镠忠于唐朝；在朱温篡唐建梁以后，他又效忠于后梁，由是亦从后梁得到了吴越国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的头衔。后唐灭梁以后，钱镠又向后唐上表称臣，不仅得到了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的头衔，而且还得到了玉册金印，以示恩宠。凭此，吴越便有效地防御了周边割据势力对吴越国的侵扰。
当时钱镠一面向中朝称臣，一面则自为小朝廷；其府署不仅称朝廷、僚属称臣，而且还自立年号，共有天宝、宝大、宝正等三个年号，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才改用中朝年号。同时，他还自行与新罗、渤海等国往来，又给他们行制册、加封爵，俨然中朝一皇帝。
虽然如此，钱镠勤于政事，了解民间疾苦，如筑捍海塘等水利工程，就颇得民心。九三二年，钱镠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子元瓘嗣，勤政仍有其父之风。公元九四一年，元瓘死，子弘佐、弘倧先后嗣位。九四七年，吴越将胡进思废其主倧，以其主弟钱弘俶嗣位。九七八年，钱俶(因避宋讳，去弘俶之“弘”字)上版籍于宋，吴越亡。从公元**三年钱镠为镇海节度使算起，至灭亡前后存八十六年。
都城。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 ”，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
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护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 吴越三代五帝都笃信佛教，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
有关吴越文化的详细记载是从春秋始，确切讲是从句吴王寿梦(前585年)始，当时的句吴在寿梦的领导下开始强盛起来，他通过“朝周，适梦，观诸侯礼乐”等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让中原人认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此时起，吴越两国成了晋楚相斗的国家，也因此而进入了逐鹿中原的角逐。
在寿梦以前，吴越民族一直在被北人视为“蛮荒”之地的南方平原上，他们“水行山处，断发文身，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饭稻羹鱼，不忧饥馁”地生活着，并不被北方民族所了解，故一直被视为“蛮荒”之族。但当这个“蛮荒”之族日益强大后，他们又深感威胁，使出一切解数来压制和分化它。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自钱王创立以后，经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钱王青少年时期读书不多，只在暇时温理《春秋》，兼读《武经》，深知文化对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当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唐末名家皮光业、林鼎、沈崧、罗隐、武将杜陵、阮结、顾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功臣。佛学兴盛更是吴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灵隐寺，余杭大涤山的天柱观，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吴越时修建的。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经幢等吴越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五代前后吴越地区文化名人数量的变化情况也可窥见文化发展之一斑。当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词典》中收录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吴越地区为7人，占8%。
五代及其后的文化名人114人，吴越地区为33人，占30%。现行高中语文课本中收录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吴越地区仅有1人，占3%；五代以后的名家33人，吴越地区达11人，占30%，两个30%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化之都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钱王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诗文中多显英雄气概。不仅如此，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草隶，蜚声中原。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钱塘人毕升发明也绝不是偶然的。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经过唐末藩镇割据、苛政暴敛及连年战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仅公元910-953年，黄河决口及其他大水灾即达24次之多），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而与此同时，南方诸割据政权，即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了生产，繁荣了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地区。
五代时，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在钱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手工业、商贸业和文化事业，扩建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使吴越的经济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诸分裂政权的前列，也使钱王成为这一重大转移的重要功臣和开拓者。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始自钱王开创的吴越时期。
钱王在发展经济中首先紧紧抓住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整治了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从而把吴越建成了鱼米之乡。钱王还十分重视晒盐、制茶、制瓷、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丝织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使境内“桑麻蔽野”，蚕季出现了“青巷摘桑喧姹女”的热闹景象。吴越之地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之府”。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其实现还赖于商贸的发展。通过商贸交易，沟通中国两大经济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
五代前中国大都市都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仅有会稽、越州。五代至宋后，杭州也发展成繁荣的大城市，南宋行在所定在临安与之前的基础不可分割。
吴越国，吴越人在上古时期就“构木为巢，以避虫害”，后来也被称为是居住“干栏式”楼房的民族。吴越民族的建筑风格中，绍兴的桥和苏州的园林为最有代表性。那曲曲弯弯的、结构精巧的回廊和小巧玲珑的、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那多姿多彩的拱形石桥，这些建筑在体现吴越人聪慧、灵巧的同时，也体现出他们那圆滑、变通又富于幽默的性格。不同民族的不同性格。北方的粗厚凝重、讲究和南方的细腻随意、流畅，这种明显的不同风格在这些建筑中表现了出来。 苏州、杭州均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人间天堂”。
而今日的繁荣都是与钱王早年的努力分不开的。仅以杭州为例，钱王自灭刘汉宏，坐镇杭州，后又平董昌，统一“两浙”正式建立吴越国后，从唐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到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的18年间，钱王带领军民5次扩建杭城，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元907年，扩建牙城时，有术士向钱王献策，如在旧基扩建，国祚只有百年，如填西湖更建，可以延长十倍，钱王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哪有千年不变的真主？有国百年就心满意足了，并且化大力疏浚西湖，后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句赞扬他。
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钱王增调军民数十万在沿江北岸，从六和塔到艮山门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作战，并采用立幌柱、打竹笼的科学方法降服汹涌的湖魔，筑起了一道长338593丈捍海石塘，彻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浸之患，也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杀人如麻，独吴越人民安居乐业，百年不知兵革”，使吴越百姓免去磷青骨百之苦，过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钱王还凿平钱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重视农桑，发展经济，使吴越国“富甲东南”。
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户，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盖当时隋时杭地苦卤，水咸难饮，自唐邺候李泌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钱王又凿井九十九眼以泽民”。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王开的，故称钱王井，钱王第七子元灌命金华将军曹杲，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另设置龙山、浙江二闸，“以大小二堰，隔绝江水，不放入城，则城市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钱王对杭州城的饮水淡化做了大量工作。“沮洳斥卤，化为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