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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方面就差多了。到了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十几年里，文臣无数，光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个，都是肉包子打狗，就算研究历史的，估计也不认识，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名人，超级名人。
钱谦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于，他有个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
关于这个人的是是非非，以后再说，至少在当时，他就很有名了。
因为他不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且是东林党的领导。阉党倒台，东林上台，理所应当，朝廷里从上到下，基本都是东林党，现在领导要入阁，就是探囊取物。
所以连钱谦益自己都认为，抓阄只是个程序问题，入阁只是个时间问题，洗个澡，换件衣服，就准备换单位上班了。
可这世上，越是看上去没事的事，就越容易出事。
作弊
钱谦益入内阁，一般说来是没有对手的，而他最终没有入阁，是因为遇上了非同一般的对手。
在崇祯十余年的统治中，总共用过五十个内阁大臣，鉴于皇帝难伺候，下属不好管，大部分都只干了几个月，就光荣下岗。
只有两个人，能够延续始终，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两个人，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
虽然二位兄弟在历史上的名声差点儿（名列《奸臣传》），但要论业务能力和智商，实在无与伦比。
不幸的是，钱谦益的对手，就是这两位。
之所以要整钱谦益，不是因为他们也在吏部候选名单上，实际上，他们连海选都没入，第一轮干部考察就被刷下来了。
海选都没进，为什么要坑决赛选手呢？
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
海选的时候，钱谦益的职务是礼部右侍郎，而周延儒是礼部左侍郎，温体仁是礼部尚书。
同一个部门，副部长入阁，部长连决赛都没进，岂有此理。
所以两个岂有此理的人，希望讨一个公道。
在后世的史书里，出于某种目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归类都是奸臣，也就是坏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至少在当时，这两个坏人，都是弱势群体。
在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极大，内阁和六部，大都是东林派，所以钱谦益基本上算是个没人敢惹的狠角色。
但温部长和周副部长认为，让钱副部长就这么上去，实在太不公平，必须闹一闹。
于是，他们决定整理钱谦益的黑材料，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找到了一个破绽，七年前的破绽。
七年前（天启元年）。
作为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钱谦益来到浙江监考，考试、选拔、出榜，考试顺利完成。
几天后，他回到了北京，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顾其中上疏弹劾钱谦益，罪名，作弊。
批判应试教育的人曾说，今日之高考，即是古代之进士科举，罪大恶极。
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恰当的，因为客观地讲，高考上榜的人，换到明代，最多就是秀才，举人可以想想，进士可以做梦。
明代考完，如果没有意外，基本能有官做，且至少是处级（举人除外），高考考完，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且运气好点儿，基本能有工作。
明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大概是一百五十多人，现在高考，每年两次，每次录取名额……
所以总体说来，明代的进士考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
只要考中，学历有了，工作有了，连级别都有了，如此好事，自然挤破头，怕挤破头，就要读书，读不过，就要作弊。
鉴于科举关系重大，明代规定，但凡作弊查实，是要掉脑袋的。但由于作弊前景太过美妙，所以作弊者层出不穷，作弊招数也推陈出新。由低到高，大致分为四种。
最初级的作弊方式，是夹带。所以明朝规定，进入考场时，每人只能携带笔墨，进考场就把门一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考完才给开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学们开动脑筋，比如把毛笔凿空，里面塞上小抄，或是在砚台里面夹藏，更牛一点儿的，就找人在考场外看准地方，把答案绑在石头上扔进去，据说射箭进去的也有。面对新局面，朝廷规定，毛笔只能用实心笔杆、砚台不能太厚、考场内要派人巡逻等。
这是基本技术，更高级一点儿的，是第二种方法：枪手代考。明朝的同学们趁着照相技术尚未发明，四处找人代考，当然朝廷也不是吃素的，在准考证上，还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
以上两项技术，都是常用技术，且好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流传至今，且发扬光大，今日之大学，继承前辈遗志者，大有人在。
但真正有钱，有办法的，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买考题。
考试最重要的，就是考题，只要知道考题，不愁考不上，所以出题的考官，都是重点对象。
但问题是，明代规定，知情人员如果卖题，基本是先下岗再处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风险太大。而且明朝为了防止作弊，还额外规定，所有获知考题人员，必须住进考场，无论如何，不许外出。
所以在明朝，卖考题的生意是不好做的。
虽然买不到考题，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权有势的同学们还有最后一招撒手锏，此招一出，必定上榜——买考官。
不过，这些考官并不是出题的考官，而是改题的考官。
是的，知不知道题目并不重要，就算你交白卷，只要能搞定改题的人，就能金榜题名。
但问题是，给钱固然容易，那么多卷子，怎么对上号呢？
最原始的方法，是认名字，毕竟跟高考不同，考试的人就那么多，看到名字就录取。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以后，试卷开始封名，实行匿名批改。
但作弊的同学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有的做记号，有的故意在考卷里增大字体，只为对改卷的考官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钱的那个！
这几招相当的有效，且难以禁止，送进去不少人，面对新形势朝廷不等不靠，经过仔细钻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考卷收齐后，密封姓名，不直接交给考官，而是转给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并非官员，他收到考卷后，只干一件事——抄。
所有的考卷，都由他重新抄写，然后送给考官批改，全程由人监督。
这招实在太狠，因为所有的考卷，是统一笔迹、统一形式，考官根本无从判断，且毫不影响考试成绩，可谓万无一失。
综上所述，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尽头的，同学们为了前途，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到明代，斗争达到了高潮。
高潮，就发生在天启元年的浙江。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监考程序非常严密，并实行了统一抄写制度，按说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偏偏就出了问题。
因为有人破解了统一抄写制度。
虽然笔迹相同、试卷相同，但这个方法，依然有漏洞，依然可以作弊。
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前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是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
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叫钱千秋的人，买到了密码。
密码是七个字——一朝平步上青云。按照约定，他只要将这七个字，写在每段话的末尾，就能平步青云，金榜题名。
事情非常顺利，考试结束，钱千秋录取。
这位钱同志也相当守规矩，录取之后，乖乖地给了钱，按说事情就该结了。
可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能不均，既然不均，就可能闹事，既然闹事，就必定出事。
钱千秋同志的情况如上，由于卖密码给他的那帮人分赃不均，某些心态不好的同志就把大家都给告了，于是事情败露，捅到了北京。
但这件事情说起来，跟钱谦益的关系似乎并不大，虽然他是考官，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他就是卖密码的人，最多也就背个领导责任。
不巧的是，当时，他有一个仇人。
这个仇人的名字，叫做韩敬，而滑稽的是，他所以跟钱谦益结仇，也是因为作弊。
十年前，举人钱谦益从家乡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而韩敬，是他同科的同学。
在考场上，他们并未相识，但考试结束时，就认识了，以一种极为有趣的方式。
跟其他人不同，在考试成绩出来前，钱谦益就准备好当状元了，因为他作弊了。
但他作弊的方式，既不是夹带，也不是买考官，甚至不是买密码，而是作弊中的最高技巧——买朝廷。
买考题、买考官都太小儿科了，既然横竖要买，还不如直接买通朝廷，让组织考试的人，给自己定个状元，直接到位，省得麻烦。
所以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熟人，买通了宫里能说得上话的几个太监，找好了主考官，考完后专门找出他的卷子，给个状元了事。
当然，办这种事，成本非常巨大，据说钱同志花了两万两白银，按今天的人民币算，大概是一千二百万。
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还要作弊，可见作弊之诚意。
两万白银，买个官也行了，钱谦益出这个价，就是奔着状元名头去的，但他万没想到，还有个比他更有诚意的。
在考试前，韩敬也很自信，因为他也出了钱，且打了包票，必中状元。
可是卷子交上去后，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卷子被淘汰了。
淘汰是正常的，要真有水平，就不用出钱了。
可问题是，人找了钱出了，怎么能收钱不办事呢？
韩敬在朝廷里是有关系的，于是连夜找人去查，才知道他的运气不好，偏偏改他卷子的人，是没收过钱的，看完卷子就怒了，觉得如此胡说八道的人，怎么还能考试，就判了落榜。
落榜不要紧，找回来再改成上榜就行。
韩敬同学毕竟手眼通天，找到了其他考官，帮他找卷子重新改。
可是找来找去，竟然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位考官太讨厌他的卷子，直接就给扔废纸堆里了，翻了半天垃圾，才算把卷子给淘回来。
按常理，事已至此，重新改个上榜进士，也就差不多了，但韩敬同学对名次的感情实在太深，非要把自己的卷子改成第一名。
但名次已经排定，且排名都是出了钱的（比如钱谦益），你要排第一，别人怎么办？
关键时刻，韩敬使出了绝招——加钱。
钱谦益找太监，出两万两；他找大太监，加价四万两。跟我斗，加死你！
四万两，大致是两千四百万人民币，出这个价钱，买个状元，无语。
更无语的，是钱谦益，出了这么多钱，都打了水漂，好在太监办事还比较地道，虽然没有状元，也给了个探花（第三名）。
花这么多钱，买个状元，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状元不光能当官，还能名垂青史。自古以来，状元都是最高荣誉，且按规定，每次科举的录取者，都刻在石碑上，放在国子监里供后代瞻仰（现在还有），状元的名字就在首位，几万两买个名垂青史，值了。
但钱谦益同志是不值的，虽说也是探花，但花了这么多钱，只买了个次品，心理极不平衡，跟韩敬同学就此结下梁子。
韩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虽然加了钱，买到了状元，却并不知道得罪钱谦益的后果。
因为钱同学虽然钱不够多，关系不够硬，却很能混，进朝廷后没多久就交了几个朋友，分别叫做孙承宗、叶向高、杨涟、左光斗。
概括成一句话，他投了东林党。
万历末年，东林党是很有点儿能量的，而钱谦益也并不是个很大度的人，所以没过几年搞京察的时候，韩敬同志就因为业绩不好，被整走了。
背负血海深仇的韩敬同志，终于等到了现在的机会，他大肆宣扬，应该追究钱谦益的责任。
但是说来说去，毕竟只是领导责任，经过朝廷审查，钱千秋免去举人头衔，充军，主考官（包括钱谦益）罚三个月工资。
七年之后。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眼前的，并不是一起无足轻重的陈年旧案，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很多史书里，这都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段落，强大且无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组成了恶毒的同盟，坑害了无辜弱小的钱谦益。
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倒转过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首先，温体仁和周延儒无不无耻，还不好讲；但说钱谦益无辜，肯定不是。
温体仁之所以要整钱谦益，是个心态问题。
他是当年内阁首辅沈一贯的门生，钱谦益刚入伙的时候，他就是老江湖了，在朝廷里混迹多年，威望很高，而且他还是礼部部长，专管钱谦益，居然还被抢了先，实在郁闷。
周延儒则不同，他是真吃亏了，且吃的就是钱谦益的亏。
其实原本推选入阁名单时，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周延儒，因为他是状元出身，且受皇帝信任，但钱谦益感觉此人威胁太大，怕干不过他，就下了黑手，派人找到吏部尚书王永光，做了工作，把周延儒挤了。
其次，在当时朝廷里，强大的那个，应该是钱谦益。他是东林党领袖，一呼百应，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温体仁、周延儒基本算是孤军奋战。
当时的真实情况大致如此。
形势很严峻，但同志们很勇敢，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温体仁、周延儒擦干眼泪，决定跟钱谦益玩命。
周延儒问温体仁，打算怎么干。
温体仁说，直接上疏弹劾钱谦益。
周延儒问，然后呢？
温体仁说，没有然后。
周延儒很生气，因为他认为，温体仁在拿他开涮，一封奏疏怎么可能干倒钱谦益呢？
温体仁没有回答。
周延儒告诉温体仁，先找几个人通通气，做些工作，搞好战前准备，别急着上疏。
第二天，温体仁上疏了。
就文笔而言，这封奏疏非常一般，主要内容是弹劾钱谦益主使作弊，也没玩什么写血书、沐浴更衣之类的花样，也没做工作，没找人，递上去就完了。
然后他告诉周延儒，必胜无疑。
周延儒认为，温体仁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