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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前面提到的四位仁兄，即很有代表性：崔呈秀，原本是一贪污犯，收了人家的钱，被检举丢了官，才投奔魏公公。施凤来，混迹朝廷十余年，毫无工作能力，唯一的长处是替人写碑文。许显纯，武进士出身，锦衣卫首领，残忍至极，喜欢刑讯逼供，并有独特习惯：杀死犯人后，将其喉骨挑出，作为凭证，或作纪念。但相对而言，以上三位还不够份儿，要论王八蛋程度，还是冯铨先生技高一筹。这位仁兄全靠贪污起家，并主动承担陷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任务，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更让人称奇的是，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短短一生之中，竟能集贪官、阉党、汉奸于一体，如此无廉耻，如此无人格，说他是禽兽，那真是侮辱了禽兽。
综上所述，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什么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三党的成员，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加入阉党这个温馨的集体，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他们曾经也是人。多年以前，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立志以身许国，匡扶天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谨言慎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但他们终究倒下了，在残酷的斗争、仕途的磨砺、党争的失败面前，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并最终屈服，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权位和利益。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地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但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有相当难度的。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
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
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既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
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绍辅忠，弹劾汪文言。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的。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
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
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弹就倒，监生的头衔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地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坐牢。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房里。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进行得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下面没有了。
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掌控司礼监、党羽遍布天下，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靠山的犯人。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中。
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狱。然而，他就是出狱了。
他到底是怎么出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出来了，成功自救，魏公公也毫无反应。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
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涟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坐牢还坐出好来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
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
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
于是，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因为他已看清，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佥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天启四年（1624），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疏，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
热闹开始，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得不可开交。
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
这事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吏科都给事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
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事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后，十分愤怒，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
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左光斗何事？原因在于，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看起来，这个说法仍然比较乱，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这种想法还算正常。
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可以多说几句。后来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砸了又跑到南京，跟着南明混；南明混砸了，他又加入大清，在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中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
作为投降的汉奸，他毫无羞耻之心，还经常和清军将领说话，白天说完，晚上接着说，说得人家受不了，对他说：您口才真好，可我们明天早起还要打仗，早点儿洗了睡吧。
此后不久，他因急于抢功跑得太快，猝死于军中。
但在当时，阮大铖先生这个以德报怨的黑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准确地说，是另一笔钱。
其实一直以来，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疏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
这笔生意值四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熊廷弼。
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兄弟，自从回京后，他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杀。
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了，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儿钱，救回这条命。
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
汪文言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
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
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四万两，熊廷弼不死。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不是四万两，毕竟中间人也要收费）。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
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没消息了，就好了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
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