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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顿时在心里有了一种震撼的感受：想不到作为市委书记会从这样的方式上去操作一件事情。这确实如同他所说的那样，这并不能完全算是一种阴谋，准确地讲应该算是一种方法。或者说是一种通过操控而达到自己最终目的的方法。
我当然能够理解他。他是市委书记，必须要有掌控全局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其中就包括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我完全可以相信，像这样的私下谈话他绝不仅仅只是找了我一个人，应该是包括了市委常委里面他信任的每一个人。这就如同行军打仗时候的排兵布阵一样，他会提前将所有的步骤都考虑到，安排好。
这不是阴谋，也不能完全地算是阳谋，但肯定是一种智慧，一把手必须具备的一种智慧。
我即刻就说道：“陈书记，有任何事情您都可以吩咐我去办的。我不会让您失望。您讲吧，哪几个人？”
随即他就对我讲了，其实也就是三个人的事情，而且都涉及到我分管部门的人事安排。
一个是人事局局长。这个人是文市长的人，陈书记告诉我说这个人在方案里面依然是人事局局长，但是他真实的想法是要把这个人安排到信访办当主任，或者是到体育局当局长，反正就是把他挪到一个不重要的位子上去。
另外一个人是卢秘书长，陈书记的意思是让他去市公安局任局长，而且他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已经与省公安厅沟通过了，省公安厅回复说原则上同意市里面的意见。这下我明白了：这其实是卢秘书长投靠陈书记后得到的第一个回报，毕竟市公安局局长的位子比市政府秘书长要实惠得多，权力也更大一些。
再一个人就是接替卢秘书长的人选了。市委组织部的方案上这个位子的人选是也是文市长的人，如今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而陈书记给我提供的真正人选却是现任的旅游局局长。
“这个人表面上是文市长的人，但是我了解过，这个人真正的背景其实是省委办公厅一位副秘书长的表弟，而那位副秘书长和我的关系很不错，所以这个人能够控制得住。到时候你把他提出来，这样的话文市长也不至于完全反对。”陈书记告诉我道。
我点头，随即就问了他一个问题，“那这样一来的话，卢秘书长的事情不是就被文市长知道了吗？这会不会引起他的警惕？”
他笑着摇头道：“不会。卢秘书长的事情还是文市长私下来找我要求要重用的人呢。”
我心里顿时就觉得有些怪怪的：这位卢秘书长怎么看都怎么像是一个双面间谍，让他去当公安局长倒也不屈才。
事情谈完了，我本想请他一起吃午餐但是他说中午、晚上都已经安排了，“市里面的事情，我得提前和省里面各个部门衔接好，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上江市的改革无法进行下去。”
我当然理解，因为上江市接下来的事情将涉及到方方面面，政策、资金、对外招商引资等等。
我歉意地道：“陈书记，你一个人忙得团团转，我却没多少事情可做，我觉得心里很惭愧。今后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的话您随时吩咐我就是了。”
他大笑，“才开始呢，今后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单独处理的。你是常务副市长，今后你就知道了，那时候你肯定会说：这常务副市长不是人干的活儿。”
我也笑。
离开酒店的茶楼后我去车库开车，忽然想起宁相如交办我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当面去和林易谈的好。假如我要偷偷去拿到他身体的组织样本其实也并不难，他抽烟，抽剩下的烟头上一定有他嘴唇上的粘膜细胞。但是我不想那样去做，因为那样做肯定会让他有一种我在背后搞鬼的感觉，即使今后他知道了我是一片好心但是他的心里也肯定会不舒服的。
这样的事情我可以进行换位思考：假如有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情了的话，我的心里肯定会非常恼怒的。这毕竟是一个人的隐私。
古时候如果有人在皇帝住处的外边偷窥的话那可是谋逆之最，同时也是死罪。即使是到了现代社会，一个人的隐私也一样是不容他人窥视的。
所以我决定选择去和林易面谈，同时也不准备把宁相如准备好的那些资料交给林易看。那些资料就当是宁相如用来说服我的好了。
昨天晚上我也问过宁相如，我问她是怎么拿到董洁父母的组织样本的，她告诉我说：“我花钱雇了几个小医院的医生，让他们假冒去董洁父母家所在的村里去做健康调查，他们采集了全村人的头发样本。当然，最后真正留下来的样本也就只有董洁父母的。”
我当时就说道：“你那么有钱，干嘛不借此机会对他们全村的人真正地搞一次健康体检？那又花不了多少的钱。”
她当时就不好意思了，“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不过我也没有再说什么。目前作为我们国家的富豪阶层，他们的慈善意识本来就不强。想让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自觉地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们，这本来就仅仅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要让大部分的富豪达到那样的境界本来就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过程。所以这就更加显得林易的与众不同和难得。
公民的公益慈善意识的成长，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慈善文化的全面普及，慈善理念的广泛传播，是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增强的重要体现。慈善意识，其实就是通过捐赠体会到“施比受更幸福”的感觉。
而目前，我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百分之十五，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七成没上慈善榜。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一千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十万家，也就是说，只有百分之一的企业曾经参与慈善捐赠。
然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标价近一千二百万元的宾利轿车和法国高档葡萄酒在我国销量最大。许多慈善界人士反映，我国一些富人挥金如土，他们住几千万元洋房，戴上千万元手表，穿上百万元服装，甚至包“二奶”、捧明星、一掷千金地豪赌，却不愿救助穷人。
中华民族素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美德，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惜捐”的情况呢？这是因为社会没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的政策、法律体系，现有的一些机制又十分僵化，搞得慈善事业不慈善，仅有的一些慈善活动又缺乏必要的公信力，捐助者的合法权力得不到很好的保证，最后大家只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使得他们对慈善事业冷漠，这是社会的不幸，公众的不幸，也是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的不幸。
极度自负的法国路易十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对此，有识之士仰天长叹：如果犬儒主义和自我中心已至于如此不可救药，人类在这地球上生存下去，是否还有什么价值？！遗憾的是，路易式的逻辑思维并未绝迹，比如地产大鳄任志强又发高论：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衍化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是谋取暴利的商人，哪管什么穷人的死活！精英的冷酷和自负，我们并不陌生，任志强只不过又增添了最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