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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曾於同年3月在《同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因此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讚赏。
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著，党会如何看待他？」当时任国务院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覆「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由於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
不过，近年台湾也有推动鲁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鲁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说：「中国自有新学以来，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还原歷史的真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
的确，鲁迅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学，甚至是中国学史上罕见的。
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日著名作家，诺贝尔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评价鲁迅：「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体家」是对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吶喊》、《野草》数种外，均成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為杂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陈独秀：我却以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学天才的人。
郁达夫：如问中国自有新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曾澄清鲁迅拒绝获诺贝尔学奖的传闻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吶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為西方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杨宪益翻译的，（真实译者為斯诺）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1949年山东当代诗人臧克家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了一首抒情诗，题為《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活著，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著。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他活著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著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著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群眾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1949年11月1日於北京臧克家。”
著名学者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叶公超写《关於非战士的鲁迅》—，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字，一方面感到他的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準（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日学家尾崎秀实：「左联的泰斗」。日作家山上正义称鲁迅是「中国现代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日作家增田涉称讚鲁迅為「中国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
也有不少人认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為他睚眥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為激烈者為苏雪林，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网之密，胜於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
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唐绍华认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
薛涌认為鲁迅「国人心灵不医治的话，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论是挑战明社会的基医学道德的宣言；也认為鲁迅继承了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於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此外，鲁迅「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媒体对於中国人妖魔化、丑化的影响；「鲁迅说中国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化。」
钱玄同曾总括他有三点短处：多疑，轻信，迁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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